关于批转嘉峪关市早婚私婚治理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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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政府


厦门市银行卡跨行联网管理规定

　（１９９６年７月１８日　厦门市人民政府令第33号）


　　第一条　为建立健全厦门市银行卡信息网络，规范银行卡跨行交易处理，加强中央银行对银行卡业务的监管，维护银行卡跨行交易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本市信息港的建设，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及国家其它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银行卡，是指厦门市各商业银行、其它金融机构以及邮政储汇局，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中国人民银行厦门市分行批准，向个人或单位发行的具有支付、结算功能的磁条卡或智能卡（ＩＣ卡），包括各种信用卡、储蓄卡（含邮政储蓄卡）及其它卡。


　　第三条　厦门市发行的银行卡具有购物、消费、存取现金、和转帐结算等功能，并逐步扩展其收缴公用事业费及其它社会应用服务的功能。
　　厦门市发行的银行卡必须入网使用。


　　第四条　厦门市各公用事业等单位必须与厦门市银行卡网络服务中心直接联网，利用该网络中心办理收费业务，逐步实现“缴费自选一卡通”。


　　第五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和参与银行卡跨行交易活动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均必须遵守本规定。
　　银行卡跨行交易的具体业务办法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营业场所必须按照“统一规划、统一布点、统一管理”的原则分期分批安装受理银行卡购物、消费的终端（以下称为特约单位ＰＯＳ），并与厦门市银行卡网络服务中心直接联网。
　　统一布点的方案由中国人民银行厦门市分行会同厦门市金卡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与有关企业主管部门商定。


　　第七条　中国人民银行厦门市分行是厦门市银行卡及网络服务中心业务活动的主管机构，履行如下职责：
　　（一）监督管理厦门市银行卡的推广应用；
　　（二）制定厦门市银行卡跨行业务管理办法、结算办法等有关银行卡跨行业务的规章制度；
　　（三）负责管理厦门市银行卡跨行交易资金清算；
　　（四）对厦门市各银行卡发卡行、受理行和网络服务中心的有关业务进行指导和监督，并受理上述单位在银行卡跨行交易中的有关投诉。


　　第八条　厦门金卡工程有限公司是从事银行卡跨行交易信息转接的银行卡网络服务中心，其服务范围为：
　　（一）建设、管理厦门市银行卡跨行网络；
　　（二）对成员行（含邮政储汇局，下同）发行的银行卡的跨行交易进行信息转接，并根据所转接的信息提供跨行清算数据及相关服务；
　　（三）负责提供本市特约单位ＰＯＳ的统一布点服务，并统一进行管理；
　　（四）负责与异地银行卡网络服务中心的联网事宜。
　　银行卡网络服务中心提供上述服务，可以按有关规定和合同的约定收取相应的服务费。


　　第九条　成员行职责：
　　（一）发行经中国人民银行厦门市分行批准的银行卡，并对卡户实施管理；
　　（二）拓展各种银行卡的支付功能，推广银行卡的应用；
　　（三）配置自动柜员机（以下简称ＡＴＭ）及必要的营业设施和安全设施，制定健全的管理制度和安全制度；
　　（四）配合银行卡网络服务中心做好银行卡跨行网络的管理工作；
　　（五）受理银行卡跨行交易，做好交易资金的清算工作，其具体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厦门市分行另行制定。


　　第十条　与厦门市银行卡网络服务中心签约受理银行卡支付、结算业务的单位（以下简称特约单位）必须遵守厦门市银行卡业务管理的有关规定，按照签定的协议使用ＰＯＳ，并贴挂由厦门市银行卡网络服务中心提供的受理银行卡业务的统一标志。


　　第十一条　特约单位不得无故拒绝受理银行卡交易，不得以受理银行卡交易业务为由擅自提高商品价格、服务收费标准或收取其它费用。


　　第十二条　厦门市银行卡网络应当使用厦门公用数据分组交换网、数据数字通讯网或公用电话网。


　　第十三条　厦门市银行卡网络服务中心与境内异地网络服务中心联网应遵照国家金卡办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厦门市银行卡网络服务中心与境外网络服务中心联网应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成员行的银行卡网络必须与厦门市银行卡网络服务中心联网，以受理银行卡跨行交易。


　　第十六条　未经中国人民银行厦门市分行批准，任何成员行不准自行与系统外其它单位的网络及异地银行卡网络服务中心联网处理银行卡交易。
　　各成员行与其系统内其它行的联网应向中国人民银行厦门市分行和厦门银行卡网络服务中心报备。


　　第十七条　在厦门市银行卡网络上传输的数据必须采用安全保密措施，以防止泄密或数据被篡改。


　　第十八条　在ＡＴＭ和ＰＯＳ机具上处理银行卡跨行交易的有关联网资料、软件及银行卡网络系统的有关联网资料、软件，各成员行及网络服务中心应妥善保管，不得泄露。


　　第十九条　拒绝或违反“统一布点”原则配备ＰＯＳ的单位或个人，由中国人民银行厦门市分行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者，由中国人民银行厦门市分行处以２０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
　　对在营业中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银行卡使用的单位或个人，由中国人民银行厦门市分行处以２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条　特约单位违反本规定，以受理银行卡业务为理由，擅自提高商品价格、服务收费标准或收取其它费用，由物价行政主管部门和其它有关单位按照规定处理。


　　第二十一条　厦门市银行卡网络信息转换过程中，由于银行卡网络服务中心的过错造成信息丢失或信息转换延误，损害发卡行、受理行、特约单位的合法权益的，银行卡网络服务中心应负赔偿责任。


　　第二十二条　因发卡行、受理行、特约单位的过错，给厦门市银行卡持卡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发卡行、受理行、特约单位应负赔偿责任。


　　第二十三条　凡成员行、网络服务中心、特约单位的工作人员在从事银行卡跨行业务工作中，严重失职、滥用职权、营私舞弊、索贿受贿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冒用、伪造银行卡或通过其它不正当手段利用银行卡网络进行非法交易的，应依法对其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自１９９６年８月１日起施行。

婚姻瑕疵纠纷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比较分析
　　　　　----以两个不同程序诉讼案例为视角

王礼仁


　　“婚姻登记瑕疵”不是一个法律概念。但从目前使用的特定语境看，所谓“婚姻登记瑕疵”，就是在婚姻登记中存在程序违法或欠缺必要形式要件等缺陷。因而，它不属于婚姻法第10条规定的无效婚姻（又称绝对无效婚姻）和第11条规定的可撤销婚姻（又称相对无效婚姻）。“婚姻登记瑕疵”的范围很广，包括他人代理或冒名顶替进行婚姻登记、借用他人名义或身份证登记结婚、使用虚假户口或虚假姓名登记结婚、因疏忽婚姻姓名登记错误、隐瞒真实身份等欺诈结婚、使用虚假证明材料登记结婚、结婚登记手续不完善或证件不齐全、越权管辖婚姻登记，等等。凡是无效婚姻（包括相对无效婚姻）之外的程序违法或欠缺必要形式要件等缺陷，都属于“婚姻登记瑕疵”。
　　实践中，对于“婚姻登记瑕疵”纠纷，多数是通过行政诉讼撤销婚姻登记，极少数是通过民事诉讼解决。但无论是通过民事诉讼宣告婚姻无效，还是通过行政诉讼撤销婚姻登记，都是认为婚姻无效，都是以婚姻登记上姓名为婚姻当事人。那么，这种处理是否正确？“婚姻登记瑕疵”到底应当如何处理？有待研究，下面结合两个案例具体分析。

　　一、实例介绍——先看两个具体案例：

　　案例1：适用行政诉讼程序处理婚姻瑕疵纠纷案

　　袁姐与袁妹是一对双胞胎姐妹（生于1979年9月11日）。2004年8月18日，袁妹与蒋某登记结婚时，袁妹未找到自己身份证就持袁姐的身份证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因袁姐与袁妹是双胞胎姊妹，长相十分相似，婚姻登记机关没有发现，便进行婚姻登记。袁妹持上述结婚证与蒋某同居生活。而早在2001年12月25日，袁姐持自己身份证已经与王某登记结婚。
　　后因袁妹与蒋某感情不和，2010年初，袁妹在百般无奈下，在城区找到一位律师，起诉与蒋某离婚，自己抚养女儿。
　　在诉讼中，律师发现袁妹所提供的个人信息与其丈夫结婚登记时所提供的信息不相符，袁妹结婚登记时的身份证是其姐姐的。律师得知，袁姐早在2001年便已登记结婚，因其身份证两次被登记结婚，按现行婚姻法的相应规定，已构成重婚。
　　律师建议先由袁妹撤回离婚诉讼，改由其姐先行打行政诉讼官司，撤销袁姐与蒋某的重婚。
袁妹便撤回了离婚诉讼，由其姐作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袁姐与蒋某婚姻无效。法院认为，袁姐进行两次结婚登记，违反婚姻法的规定，属于重婚，遂判决袁姐与蒋某的婚姻无效。

　　案例2：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处理婚姻瑕疵纠纷案

　　原告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于2004年9月在宜昌市打工期间相识并建立恋爱关系，因刘红玲未婚先育而没有达到婚龄，便借用其姐姐刘路英身份证，自己照片与赵光武办理了结婚登记。之后二人以夫妻名义在宜昌市居住生活。2006年底，被告赵光武外出打工，从此再未与原告联系。2008年4月21日，刘红玲凭结婚证在宜昌市妇幼保健院补开了女儿赵寒晶的《出生医学证明》，该证明上登记的赵寒晶父亲为赵光武，母亲为“刘路英”。
　　原告于2009年12月11日刘红玲向宜昌市点军区起诉要求与赵光武离婚，子女由本人抚养，并要求法院向民政部门发司法建议, 建议民政部门撤销其婚姻登记。在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罗红军看过我的《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一书，他认为，此案可以直接在民事诉讼中根据姻成立与不成立理论处理，并就其具体诉讼技术问题与我磋商。我认为，一方面按离婚处理，一方建议撤销婚姻登记，两者相互矛盾，而且司法建议也不能成为原告独立的诉讼请求。我建议通过法院释明，由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将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与离婚之诉合并提起，法院合并审理。罗红军采纳了此建议。通过法院释明，刘红玲变更了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确认刘红玲与赵光武存在婚姻关系，刘路英与赵光武不存在婚姻关系，并确认刘红玲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有效；判决刘红玲与赵光武离婚；女儿赵寒晶由刘红玲负责监护。被告经依法公告传唤，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法院提交书面答辩状。
　　在诉讼期间，经原告申请，法院委托宜昌市公安局刑事技术鉴定处对刘红玲与赵寒晶作亲子鉴定，结论为：赵寒晶与刘红玲具有亲缘关系，血缘关系概率大于99.99%。
　　2010年4月12日，宜昌市点军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刘红玲因未达法定婚龄，借用其姐姐刘路英的身份证与被告赵光武办理结婚登记、后又为其子女办理出生证明，其行为是错误的。但原告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具有共同结婚的合意和行为，且双方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刘路英与赵光武没有结婚的合意，也没有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的事实。因此，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的婚姻关系成立，刘路英与赵光武的婚姻关系不成立。现原告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均已达法定婚龄，其婚姻无效的情形已经消失，应当认定其婚姻成立有效。因被告赵光武下落不明已两年有余，双方夫妻关系名存实亡，故对原告刘红玲的离婚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出生医学证明上登记为赵光武与“刘路英”之女赵寒晶与原告刘红玲的亲权关系概率大于99.99%，应认定刘红玲系赵寒晶生母，刘路英不是赵寒晶生母。遂依法作出如下判决：一、原告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的婚姻成立有效；刘路英与赵光武的婚姻关系不成立。 二、原告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离婚
　　三、赵寒晶由原告刘红玲负责监护。

　　二、两个具体案例的诉讼路径和实体处理法理比较分析

　　1、从程序上比较
　　（1）“案例2”运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解决此案，将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有效与无效之诉、离婚之诉以及婚姻附带之诉合并审理，一次性彻底解决纠纷。可以说将相关的婚姻诉讼“一网打尽”，无需重复诉讼，体现了经济、便捷、高效原则；体现了现代先进司法理念，是能动司法的好典范。这也是“全国婚姻第一判”，具有里程碑意义。
　　（2）“案例1”则将一事分为三诉，一案办成三案，拖拉繁琐，耗时费力。一案办成三案就是：离婚案（撤诉）；申请宣告婚姻无效案；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案。而且申请宣告婚姻无效案，并没有真正解决袁妹与蒋某的婚姻效力问题，只是解决了袁姐与蒋某的婚姻效力问题。

　　2、从实体处理上比较
　　（1）“案例1”案件处理存在两个问题
首先，“案例1”法院认为，袁姐进行两次结婚登记，违反婚姻法的规定，属于重婚，这个定性是错误的。袁姐与蒋某并没有结婚的合意，也没有进行结婚登记，更没有共同生活，婚姻何有？因而，这不是婚姻无效，而是婚姻不成立，即袁姐与蒋某根本不存在婚姻关系，而不是婚姻无效。如果把上述身份被他人冒用认定为婚姻成立，那一个未婚人身份被他人冒用，岂不是都成为已婚者？一个已婚人身份被他人冒用，岂不是都成为重婚者，并受到重婚罪的法律追究？袁姐既然属于重婚，为什么不追究法律责任？袁姐之所以不能追究重婚责任，原因就是定性错误。
　　其二，袁妹与蒋某的婚姻效力到底如何？“案例1”实际上并没有解决，而是用宣告袁姐与蒋某的婚姻无效，代替处理了袁妹与蒋某的婚姻。这样处理，在程序上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空挡”遗漏现象，使袁妹与蒋某婚姻无法进入实质审理。在实体上，袁妹只是一时找不到自己身份证，为了“救急”，使用了姐姐身份证，因此否认袁妹与蒋某的婚姻成立和效力，没有法律根据。对此，我在《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一书有详细论述，2010年《人民司法》（应用）11期也有介绍，在此不再赘述。

　　（2）“案例2”运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解决案件比较圆满、科学。

　　首先，“案例2”判决刘路英与赵光武的婚姻关系不成立，而不是无效，这比“案例1”准确。
　　其二，“案例2”判决原告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的婚姻成立有效是正确的；
　　其三，“案例2”运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在一案中解决了刘红玲、刘路英与被告赵光武的婚姻效力问题，并同时解决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离婚等，案件处理的很完美。

　　这里对涉及第三人的婚姻效力问题，要作一个特别强调和说明。由于婚姻关系案件涉及公益，在婚姻有效与无效、成立或不成立以及是否撤销婚姻之诉中,均可能影响夫妻以外第三人之权益, 这当然不能使婚姻关系因人而异其效力。因而，婚姻关系案件不仅以一次解决为原则,而且其判决具有对世效力。也就是说，婚姻关系案件的判决，具有既判力扩张的特点，即扩张其效力范围, 对于第三人亦有拘束力。这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法中有明确规定。如《日本人事诉讼法》第24条规定，就婚姻无效或撤销、离婚或其撤销之诉作出的判决对第三人亦发生效力。《德国人事诉讼法》第640条之8规定，“判决在当事人生存时确定的，该判决为一切人并对一切人均生效力。”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第 582 条规定:“就婚姻无效、撤销婚姻或确认婚姻成立或不成立之诉所为之判决，对于第三人亦有效力。” 就本案而言，刘路英虽然没有参加诉讼，刘红玲与赵光武的婚姻效力的认定和判决，直接涉及到她（刘路英）与赵光武的婚姻效力问题。在判决确认刘红玲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时，刘路英与赵光武的婚姻自然不成立，其判决效力对刘路英有拘束力。刘路英不得另行主张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也无需主张与赵光武的婚姻不成立。民政局可以根据法院生效判决，在原婚姻登记档案中注明真正的结婚人是“刘红玲”，并将判决书存档。这样也不会影响“刘路英”的结婚问题。

　　三、婚姻瑕疵纠纷诉讼路径之选择

　　通过上述两个案件比较，不难知道，婚姻瑕疵纠纷应当选择民事诉讼之路径。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在民事诉讼中不直接处理婚姻瑕疵纠纷的现象还相当普遍。
　　比如，王某与陈某系叔嫂关系。2004年6月28日，原告王某与陈某的哥哥在当地民政部门登记结婚，因陈某的哥哥当时无身份证，故借用陈某的身份证与王某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并领取了结婚证(结婚证上的身份信息是陈某的，但照片是陈某哥哥的)。王某在得知该行为违法后，于2008年1月28日诉至安徽省宁国市人民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令王某与陈某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