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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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
卫生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
卫监督发〔2007〕22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入夏以来，洪汛形势严峻，一些地方水藻爆发，水污染事件多有发生，对饮用水安全和人民群众生活造成较大影响。为切实保障饮用水卫生安全，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现就进一步加强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加强对饮用水卫生监督工作的组织领导
饮用水卫生安全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健康和社会和谐稳定，保障饮用水卫生安全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基本要求和重要任务。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进一步提高对饮用水卫生安全重要性的认识，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加强领导，强化措施，落实责任，认真履行卫生部门监督管理职责，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全力做好饮用水卫生安全监管工作。
二、加大力度，依法开展饮用水卫生监督检查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按照《传染病防治法》、《城市供水条例》和《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赋予卫生部门的职责，认真组织对饮用水卫生的监督检查。要结合卫生部饮用水卫生重点监督检查计划和当地饮用水卫生安全实际情况，突出重点，开展对集中式供水单位和二次供水的卫生监督检查，防范洪水和水藻污染引发饮用水公共卫生事件。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依法严肃查处，同时，要责成供水单位限期整改，确保群众饮水卫生安全。
三、齐抓共管，加强饮用水水质与介水传染病监测预警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根据新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实施需要，加强水质检测实验室技术能力建设，尽快建立健全饮用水水质与介水传染病监测网络，开展饮用水卫生监测工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要进一步规范传染病诊断救治和病报管理，认真做好介水传染病防治工作。各级卫生监督机构要加强饮用水卫生现场快速检测能力建设，根据介水传染病季节性流行特点，加强对重点人群的介水传染病防治监督检查，提高监督执法能力和效率。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加强饮用水卫生监管制度建设，探索饮用水卫生监督信息公示、量化分级管理及预警预报等监督管理模式，提高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水平。
四、加强培训和宣传，全面促进饮用水卫生标准有效贯彻实施
新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已于2007年7月1日起实施，要做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培训工作，增强实施新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能力；要加强《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宣传工作，宣传普及饮用水卫生知识，增强公众饮水安全的意识。
二○○七年七月十六日
卫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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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汽车保有量大增，交通事故频发，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也日益增多。但是，我国目前缺乏专门规制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法律、规范，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也没有具体的对应制度。当前可参考的文件主要是《民法通则》、《道路交通安全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但由于这些规定针对性不强，且互相存在冲突，导致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存在混乱情况，法官在处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中自由裁量的范围较大，类似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处理可能会存在较大差异。笔者就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问题中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及损害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
一、损害赔偿中归责原则的问题
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是确定行为人民事责任的标准和规则，它直接决定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举证责任、免责事由。对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这也主要涉及到两部法律法规的不同规定。
（一）无过错责任原则
无过错责任也叫无过失责任，是指没有过错造成他人损害的，依照法律规定，应由与造成损害原因有关的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此归责原则主要体现在《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中。《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据此规定，高度危险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按常理来说汽车应属于高速运输工具，依其他国家的法律规范及判例，针对交通事故损害责任的认定也多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据此，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中责任认定时，强调应由机动车所有者或使用者承担无过错责任，非因被害人故意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者或所有者均应承担责任。无过错责任原则是一种极为苛责的原则，不问受害者是否存在过错，只要存在交通事故损害即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以补偿受害者的损失。由于交通事故的特殊性，受害人特别是行人对交通事故中损害的发生具有较小的可操控性，在举证过程中，受害方由于信息的不对等、不充分，对加害方过错的举证困难，实行无过错责任能更大程度上保障受害人的权利。但与此同时，依此法律规范，机动车的所有者或驾驶者承担了更大的风险，在实际驾驶车辆的过程中所担负的责任可能会存在过重的问题。就我国现在汽车工业的发展水平来看，实行此种归责原则，实际上让机动车所有者或使用者承担了过多的风险，故针对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所导致的损害赔偿均往往和保险制度相联系，特别是强制保险制度的建立以保障各种损害均能够得到有效的赔偿。
（二）过错责任原则
过错责任原则主要是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交法》）的相关规定中。《道交法》第76条规定：“机动车发生机动车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以下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承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发生机动车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能够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的处理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针对上述规定，笔者认为，《道交法》确定了四个层次的责任体系：第一层次，凡是造成事故的，都应当由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此处规定的是无过错责任；第二层次，保险赔偿不足的部分，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发生事故的，按照双方过错的大小承担责任。此处规定的是过错责任原则；第三层次，保险赔偿不足的部分，机动车致害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的，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了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驾驶人的责任。这里的前一句的内容是规定无过错责任，后一句的内容是受害人过错的，免除机动车驾驶人的责任；第四层次，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故意造成机动车交通事故致损害的，机动车驾驶人不承担责任。
在司法实践中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认定多参考此办法，此办法中在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的责任认定实际上实行的更多是过错责任原则，在认定责任承担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到加害方是否存在过错，受害方是否存在过错，并以此为基础再来确定责任的分配。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中此种归责原则的适用给予了机动车所有者或使用者更多的保护，强调责任承担的公平和适当。
两种不同归责原则的冲突实际上体现了两种不同法律规范的竞合，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属于民事侵权责任的承担，应当受《民法通则》相应法律规范的调整，依此规范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划分过程中应实行无过错责任，强调对受害方权利的保障。而《道交法》更多的强调依据导致交通事故损失发生的原因来进行责任的划分，强调更加公平的责任承担，强调遵守交通规范的必要性，此两种归责原则各自有侧重点，也存在各自的不足之处。
在我国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实务中，对一般交通侵权行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对特殊交通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一般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进行处理，按照当事人违反交通管理法规的程度，即过错的大小认定其赔偿责任。认定机动车交通事故中属于特殊的交通侵权行为，构成高度危险作业责任，应适用无过错责任的要件有两个，1、必须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发生的交通事故；2、必须是机动车在行驶过程中碰撞非机动车、行人，造成非机动车、行人重伤或死亡的。这就是说，机动车交通事故中适用无过错责任仅限于机动车给非机动车、行人造成损害，并且是严重的人身损害（包括重伤和死亡）的情况。
笔者认为，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这一特殊赔偿问题中，应结合过错责任原则及无过错责任原则，可实行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一方面强调实行依据双方的过错大小来进行责任的划分，另一方面由加害方来承担无过错举证的责任。此种归责的原则既能够保证责任承担的公平公正性又能够保护受害方这一弱势群体。此外在责任的归责方面，可以结合优者危险负担原则来优化责任承担的划分。优者危险负担是以车辆冲撞之物理上危险性大小，及危险回避能力之优劣等来分配其危险责任，即“健全之成人要比幼老残疾者优；汽车要比人优；车辆间则以增减速、控制力、及最小径回转能力等性能上较好的汽车为优者；或就速度、硬度、重量、大小等对他人汽车危险性较多之汽车为优者。该原则通过确定“优者”并让其承担相对更大的责任，有一定的科学性。考虑到正是机动车本身的危险性使得交通事故难以避免，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应充分考虑该原则。
二、损害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全面赔偿原则是现代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要求不论物质或是精神上的、不论直接损失或是间接损失均应全面赔偿。现代民法在强调对受害者的各种权益的保护的同时，也注意到对侵权行为的法律制裁，使受害者的权益得以恢复或充分地得到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损害赔偿的项目包括：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残疾者生活补助费、残疾用具费、丧葬费、死亡补偿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住宿费和财产直接损失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之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所谓精神损害赔偿，是指自然人因其人身权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受到精神痛苦，受害人本人或者死者近亲属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等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笔者认为交通事故中精神损害赔偿作为一种民事侵权损害赔偿其设立具有必要性，同时作为交通事故中的精神损害的赔偿应具有特殊性。
（一）设立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性
在交通事故损害中应增加精神损害赔偿，主要包括以下原因：
首先，在机动车交通事故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救济符合侵权法的一般原理。一般侵权人身损害与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二者都是对人的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的损害；在构成侵害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的基础上二者都能造成人的精神损害；而且，一般侵权的人身损害后果往往并不很严重，而交通事故造成的人身损害后果较为严重，造成的人身损害后果多为重伤、残疾、甚至死亡，且一次事故可同时造成多人受伤或伤亡，故应交通事故中应确立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之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及其他损害情形的精神抚慰金，因此包括多种损害的赔偿，如某种功能的丧失、影响美观、造成精神痛苦等，既然具有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则不宜另判决精神抚慰金。对于此种观点，笔者认为，有许多不妥当之处，依据目前《道交法》的规定来看，残疾赔偿金及死亡赔偿金均是排列在物质赔偿类别的，且对此两种费用立法的出发点更多的是用于赔偿残疾者的生活及对死者家属的物质补偿，另此两种补偿费均按照当地生活水平且根据一定年限来计算，并不属于精神抚慰金的性质，同时生命权是高于一切的，因死亡导致的精神损失应比残疾的大，但根据现适用的计算方法(残疾赔偿金一般计算二十年、死亡赔偿金一般为二十年，年满60周岁，每长一岁，少计算1年，年满75岁，均按5年计算，计算标准均是按照当地平均生活水平)，明显不符合精神抚慰金的性质。故此两种赔偿均不能作为精神抚慰金的替代，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被害方应有权提出精神损害赔偿，在《道交法》的规定项目外应有权利提出额外的精神抚慰金请求。
其次，在机动车交通事故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救济不仅有助于交通事故受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达到抚慰受害人的目的，而且能够达到教育惩罚侵权人，引导社会努力形成尊重他人身权利，尊重他人格尊严的法律意识和良好社会风尚的目的；同时也可以不断推进处理交通事故法制的统一，促进交通事故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保护体系的完善和改进。
第三，在机动车交通事故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救济符合我国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规定的精神。民法通则并没有排除在特殊侵权损害中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就突出了保护人的基本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理论上称为“物质性人格权”，是精神人格权赖以存在的前提和物质基础，其受到侵害往往伴随巨大的甚至是终身不可逆转的精神损害。最高人民法院这一司法解释实现了精神损害赔偿范围从精神人格向物质人格的发展，是人格司法保护的进步。根据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损害的应予赔偿，交通事故人身损害无疑也是对人的生命权健康权的损害。根据逻辑推理，既然侵犯公民身体健康应予赔偿包括精神赔偿，那么交通事故同样损害人的身体、健康、生命。因此，赔偿应该有精神损害赔偿这一项。
（二）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特殊要求
首先，损害后果严重是请求精神赔偿的基本条件。因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已加强了对被害人的保护，因此在交通事故的赔偿中，对被害人仅造成轻伤以下损害，未造成明显精神痛苦的，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的特点决定了在适用时应以“抚慰为主，补偿为辅”。法院应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后果确定合理的赔偿数额，既要避免数额过低无法起到对受害人的精神抚慰作用，又要避免数额过高，加重行为人的负担，流于人格权商品化的弊端。
其次，要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统一的标准。人的精神权利是平等的，从精神权利人人平等的原则出发，不分受害人财产的多少、地位的高低，在相应的一个地区应执行一个赔偿标准。不论是无业人，还是高收入的人，他们在同等伤残的条件下，精神痛苦应推定是一样的，不应以收入的多寡来作为赔偿不同数额的标准。
最后，在确立精神损害赔偿标准中应正确认识精神损害赔偿的惩罚性。精神损害赔偿有一定的惩罚性，但因交通事故损害的特殊性，交通事故一般不存在故意问题，因此，在交通事故精神损害赔偿的处理中一般不适用以惩罚为目的的精神损害赔偿。
（作者单位：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法院）
职务犯罪侦查科技化的现状、问题及前赡
冯兴吾 方俊峰
内容摘要：随着我国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体制转型中的新情况，新事物不断涌现，职务犯罪日趋智能化、技术化，取证难度加大；同时，犯罪分子对抗司法的心理增强，尤其是新的律师法对反贪侦控能力的程序性控制和高检院的一系列规范性规定，更使传统的侦查模式陷入了窘境。在新的执法环境下，职务犯罪的侦查工作要有所突破，就必须要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丰富侦查方法，提高侦查能力，而要提高侦查能力，必须要求侦查手段科技化，运用包括技术侦查等手段在内的科技手段。
关键词：职务犯罪 侦查 科技
一、职务犯罪侦查科技化的现状
（一）在职务犯罪初查环节，运用侦查技术深查细挖
初查是立案的基础。为确保初查质量，要在灵活运用各种秘密调查方法的同时，还要注意充分运用现代侦查技术手段，获取与案件有关的重要资料，深挖细查，争取把小案变成大案、大案挖出窝案串案，提高案件线索的成案率。例如，采用小型录音机秘密录音等现代技术侦查手段获取证据，则可使初查达到准确的效果。
（二）在职务犯罪立案环节，运用现代侦查技术手段获取证据
在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运用公开方式调查取证有时行不通，往往会引起犯罪嫌疑人的警觉，隐匿罪证，隐藏、转移赃款或串供串证。因此，运用现代侦查技术手段在犯罪嫌疑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获取能够立案所必须的证据，使犯罪嫌疑人无法再抵赖。例如，对于招标投标中的职务犯罪侦查运用建筑工程司法鉴定，从而达到对建筑工程质量评定、工程质量事故鉴定、工程造价纠纷鉴定，获取相应的证据。
（三）在职务犯罪侦查讯问环节，运用现代侦查技术手段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口供
运用现代侦查技术手段秘密获取相应的证据，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在其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将相关证据突然抛出，打乱犯罪嫌疑人事先的反侦查计划，突破其心理防线，迫使其如实交代；对于12小时未能及时突破的犯罪嫌疑人，按时放人，采取欲擒故纵的方法，利用其急于串供或转移赃款赃物的心理，依法利用通讯设备进行秘密监控，从而获取再生证据。例如，通过移动电话、移动定位设备等卫星定位系统，从而确定犯罪嫌疑人手机的技术参数、指标及方位情况。
（四）在职务 犯罪固定证据环节，运用现代侦查技术手段防止犯罪嫌疑人翻供、证人翻证。
由于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的言辞证据多，具有易变性，表现为犯罪嫌疑人时供时翻、证人时证时翻。因此，为防止翻供翻证，就要在收集和证据上下功夫。在收集和固定证据的过程中，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例如，用照相、摄像发现和固定帐目中的蛛丝马迹；使用变携式复印机复印所查资料；用摄像机拍摄查获赃款赃物现场；对犯罪嫌疑人讯问时全程录音录像等。
（五）在职务犯罪追逃环节，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发现、抓捕犯罪嫌疑人
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嫌疑人潜逃后，往往采取隐名埋姓、易容变形、变换落脚点等办法，隐匿躲藏，摆脱追捕；因此，要及时发现并抓捕犯罪嫌疑人必须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迅速收集信息。例如，依法运用无线电侦查技术，通过《人民检察院器材设备配备纲要》规定的调音台、视频印像机、无线录音设备、扩音设备、监视器、智能传真系统、有线无线设备等器材，发现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活动和犯罪痕迹，收集犯罪证据。
二、职务犯罪侦查科技化的问题
（一）观念落后，忽视侦查技术
一些检察机关的领导和干警思想保守、观念落后，长期习惯于旧的侦查模式，片面认为侦查技术部门为职务犯罪侦查的二线部门，忽视侦查技术的运用，不能、不会运用侦查技术手段发现、提取证据。例如，有的案件由于未及时对于利用计算机、网络、电子货币而为所犯罪或者在电子商务、电子政务中的职务犯罪进行计算机司法鉴定，从而无法收集计算机系统内数据的安全性、完整性或非系统正常运行造成的危害行为及其程度的证据。
（二）侦查技术力量薄弱，特别是高层次的技术专业人才短缺
目前，大部分检察机关的侦查技术水平较低，技术部门人手少， 特别是基层检察院甚至连机构也没有，技术人员也只有1—2名。因此，对于高发的各类职务犯罪案件只能疲于应付，致使现场勘查、技术鉴定等质量不高，对微量物证的提取率极低。（郭立新：《检察机关侦查实务〈侦查技术 • 技术侦查〉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4月第一版，第28页）例如，不会运用物理学和计算机学的原理和技术，对记录行贿人、受贿人的录音带、录像带、磁盘、光盘、图片的真实性、完整性及其反映的过程无法鉴定。
（三）经费不足，装备短缺
侦查技术建设需要经济实力。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某些高、精、尖的科技装备就无法引进。例如，有的地方没有建成计算机局域网；有的没有实行网上公文交流；有的没有互联网站或主页。
（四）没有建立规范的职务犯罪侦查信息工作制度
对职务犯罪信息采集、保存、处理工作缺乏规范化运作。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基本处于信息不太灵、情况不太明、反应不太快的被动应付状态，具有很大的盲目性。例如，多数检察院没有根据职务犯罪的性质、特征和检察机关侦查工作的特点、规律，依靠计算机网络及其技术，通过计算机应用软件的设计、开发和利用，并参照《关于在工程建设领域开展行贿犯罪档案查询试点工作的通知》精神，建设职务犯罪侦查信息库。
（五）立法滞后，漠视国际有关侦查技术的运用
尽管《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国际经济交往中的腐败及相关犯罪》等国际文件中普遍认为，预防和惩治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可采用电子或其他形式和特工行动等特殊侦查手段，但是国内法与国际法冲突明显，讳言甚至反对国际法有关技术手段在职务犯罪中的运用。
三、职务犯罪侦查科技化的前赡
（一）观念更新，树立职务犯罪侦查科技化的意识
职务犯罪侦查科技化，是我国检察机关提高侦查水平和破案能力的重要途径。从司法实践分析，职务犯罪手段增多、水平提高、花样翻新，反侦查手段也在不断科技化。因此，检察机关要从新世纪新发展的政治高度，充分认识推进职务犯罪侦查科技化建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自觉转变思想观念和管理模式，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侦查力”的理念，切实提高职务犯罪侦查的科技含量。
同时，针对职务犯罪的主体、犯罪的手段、犯罪的对象不同，检察机关使用相应的职务犯罪侦查手段，以确保现代化装备能发挥其效用，不断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
（二）加大投入，加强基础硬件建设
优良完善的技术装备是实现职务犯罪科技化的保证。检察机关必须积极争取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把资金落到实处，加大职务犯罪侦查硬件投入。要按照“先进、适用、配套、普及”的原则，在充分发挥现有设备、技术作用的同时，制定规则，发挥实效性。对于明显落后、过时、没有改进价值甚至容易造成侦查失误的器材，要及时更新换代；对那些在职务犯罪侦查实践中确有实效的新技术、新设备要积极引进、吸收、使用，努力达到职务犯罪侦查所要求的配置水平。同时，要全面开展对讯问犯罪嫌疑人实施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工作；要积极运用计算机技术建立涉案信息资料库储存、管理以及对办案实施动态管理；要充分发挥侦查指挥网络系统在组织指挥办案和协查、追逃等工作中的运用。
（三）转化运用，依法运用侦查技术手段查办职务犯罪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在初查、立案、侦查、审讯中运用职务犯罪侦查技术所获取的证据材料，有的并不能作为诉讼证据使用，而只能转化运用，帮助检察机关分析研究案情、突破案件。尽管如此，在职务犯罪侦查中仍然不能违法使用侦查技术手段。因此，运用职务犯罪侦查技术手段，不能违法使用侦查技术手段。使用侦查技术手段，要注意手续完备，特别是使用监听、监视等手段，要依法秘密进行，不得泄露犯罪嫌疑人的隐私、国家机密及商业秘密；不能暴露侦查技术和侦查工作机密，对于使用侦查技术手段获取的证据，要认真审查，不能暴露其来源，更不能暴露使用之技术手段。
（四）强化管理，以制度保障推进职务犯罪侦查科技化建设
职务犯罪侦查科技化是一项科学、严谨的工作，必须规范化、制度化，使整个职务犯罪侦查过程符合科学规律。职务犯罪侦查人员从管理举报、初查、立案侦查、讯问、提起公诉以及协查、缉逃、追赃、保密等都必须有一整套规章制度。同时，应当结合职务犯罪侦查机制改革，建立职务犯罪侦查技术工作责任制，做到赏罚分明。
（五）加强队伍建设，提高职务犯罪侦查技术人员的整体素质和技术运用能力
检察机关要建立健全技术部门，选调一些懂业务、肯钻研技术的人员充实职务犯罪侦查技术队伍；要有计划地对职务犯罪侦查人员和技术人员进行科技知识和专业技能培训，并通过岗位练兵活动，着重提高侦查人员和技术人员应用技术的能力；同时，还要解决职务犯罪侦查技术人员的待遇问题，如职称、职务晋升、职务补贴等。
（六）加强立法，实现职务犯罪侦查技术手段规范化
当前，监听、监控等侦查技术手段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应用越来越广。但是，由于受到审批手续的影响，基层检察院应用较少，甚至没有及时采取侦查技术手段，贻误了战机。因此，本文建议，在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时，将检察机关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对象、程序等与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一样予以规定，明确“检察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段，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从而使之制度化、规范化。
单 位：安徽省郎溪县人民检察院
电 话：0563--7015701
邮 编：242100
E-mail：notary1964 @hotmail. com
一、损害赔偿中归责原则的问题
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是确定行为人民事责任的标准和规则，它直接决定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举证责任、免责事由。对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这也主要涉及到两部法律法规的不同规定。
（一）无过错责任原则
无过错责任也叫无过失责任，是指没有过错造成他人损害的，依照法律规定，应由与造成损害原因有关的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此归责原则主要体现在《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中。《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据此规定，高度危险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按常理来说汽车应属于高速运输工具，依其他国家的法律规范及判例，针对交通事故损害责任的认定也多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据此，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中责任认定时，强调应由机动车所有者或使用者承担无过错责任，非因被害人故意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者或所有者均应承担责任。无过错责任原则是一种极为苛责的原则，不问受害者是否存在过错，只要存在交通事故损害即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以补偿受害者的损失。由于交通事故的特殊性，受害人特别是行人对交通事故中损害的发生具有较小的可操控性，在举证过程中，受害方由于信息的不对等、不充分，对加害方过错的举证困难，实行无过错责任能更大程度上保障受害人的权利。但与此同时，依此法律规范，机动车的所有者或驾驶者承担了更大的风险，在实际驾驶车辆的过程中所担负的责任可能会存在过重的问题。就我国现在汽车工业的发展水平来看，实行此种归责原则，实际上让机动车所有者或使用者承担了过多的风险，故针对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所导致的损害赔偿均往往和保险制度相联系，特别是强制保险制度的建立以保障各种损害均能够得到有效的赔偿。
（二）过错责任原则
过错责任原则主要是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交法》）的相关规定中。《道交法》第76条规定：“机动车发生机动车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以下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承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发生机动车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能够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的处理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针对上述规定，笔者认为，《道交法》确定了四个层次的责任体系：第一层次，凡是造成事故的，都应当由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此处规定的是无过错责任；第二层次，保险赔偿不足的部分，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发生事故的，按照双方过错的大小承担责任。此处规定的是过错责任原则；第三层次，保险赔偿不足的部分，机动车致害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的，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了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驾驶人的责任。这里的前一句的内容是规定无过错责任，后一句的内容是受害人过错的，免除机动车驾驶人的责任；第四层次，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故意造成机动车交通事故致损害的，机动车驾驶人不承担责任。
在司法实践中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认定多参考此办法，此办法中在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的责任认定实际上实行的更多是过错责任原则，在认定责任承担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到加害方是否存在过错，受害方是否存在过错，并以此为基础再来确定责任的分配。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中此种归责原则的适用给予了机动车所有者或使用者更多的保护，强调责任承担的公平和适当。
两种不同归责原则的冲突实际上体现了两种不同法律规范的竞合，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属于民事侵权责任的承担，应当受《民法通则》相应法律规范的调整，依此规范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划分过程中应实行无过错责任，强调对受害方权利的保障。而《道交法》更多的强调依据导致交通事故损失发生的原因来进行责任的划分，强调更加公平的责任承担，强调遵守交通规范的必要性，此两种归责原则各自有侧重点，也存在各自的不足之处。
在我国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实务中，对一般交通侵权行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对特殊交通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一般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进行处理，按照当事人违反交通管理法规的程度，即过错的大小认定其赔偿责任。认定机动车交通事故中属于特殊的交通侵权行为，构成高度危险作业责任，应适用无过错责任的要件有两个，1、必须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发生的交通事故；2、必须是机动车在行驶过程中碰撞非机动车、行人，造成非机动车、行人重伤或死亡的。这就是说，机动车交通事故中适用无过错责任仅限于机动车给非机动车、行人造成损害，并且是严重的人身损害（包括重伤和死亡）的情况。
笔者认为，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这一特殊赔偿问题中，应结合过错责任原则及无过错责任原则，可实行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一方面强调实行依据双方的过错大小来进行责任的划分，另一方面由加害方来承担无过错举证的责任。此种归责的原则既能够保证责任承担的公平公正性又能够保护受害方这一弱势群体。此外在责任的归责方面，可以结合优者危险负担原则来优化责任承担的划分。优者危险负担是以车辆冲撞之物理上危险性大小，及危险回避能力之优劣等来分配其危险责任，即“健全之成人要比幼老残疾者优；汽车要比人优；车辆间则以增减速、控制力、及最小径回转能力等性能上较好的汽车为优者；或就速度、硬度、重量、大小等对他人汽车危险性较多之汽车为优者。该原则通过确定“优者”并让其承担相对更大的责任，有一定的科学性。考虑到正是机动车本身的危险性使得交通事故难以避免，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应充分考虑该原则。
二、损害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全面赔偿原则是现代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要求不论物质或是精神上的、不论直接损失或是间接损失均应全面赔偿。现代民法在强调对受害者的各种权益的保护的同时，也注意到对侵权行为的法律制裁，使受害者的权益得以恢复或充分地得到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损害赔偿的项目包括：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残疾者生活补助费、残疾用具费、丧葬费、死亡补偿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住宿费和财产直接损失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之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所谓精神损害赔偿，是指自然人因其人身权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受到精神痛苦，受害人本人或者死者近亲属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等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笔者认为交通事故中精神损害赔偿作为一种民事侵权损害赔偿其设立具有必要性，同时作为交通事故中的精神损害的赔偿应具有特殊性。
（一）设立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性
在交通事故损害中应增加精神损害赔偿，主要包括以下原因：
首先，在机动车交通事故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救济符合侵权法的一般原理。一般侵权人身损害与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二者都是对人的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的损害；在构成侵害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的基础上二者都能造成人的精神损害；而且，一般侵权的人身损害后果往往并不很严重，而交通事故造成的人身损害后果较为严重，造成的人身损害后果多为重伤、残疾、甚至死亡，且一次事故可同时造成多人受伤或伤亡，故应交通事故中应确立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之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及其他损害情形的精神抚慰金，因此包括多种损害的赔偿，如某种功能的丧失、影响美观、造成精神痛苦等，既然具有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则不宜另判决精神抚慰金。对于此种观点，笔者认为，有许多不妥当之处，依据目前《道交法》的规定来看，残疾赔偿金及死亡赔偿金均是排列在物质赔偿类别的，且对此两种费用立法的出发点更多的是用于赔偿残疾者的生活及对死者家属的物质补偿，另此两种补偿费均按照当地生活水平且根据一定年限来计算，并不属于精神抚慰金的性质，同时生命权是高于一切的，因死亡导致的精神损失应比残疾的大，但根据现适用的计算方法(残疾赔偿金一般计算二十年、死亡赔偿金一般为二十年，年满60周岁，每长一岁，少计算1年，年满75岁，均按5年计算，计算标准均是按照当地平均生活水平)，明显不符合精神抚慰金的性质。故此两种赔偿均不能作为精神抚慰金的替代，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被害方应有权提出精神损害赔偿，在《道交法》的规定项目外应有权利提出额外的精神抚慰金请求。
其次，在机动车交通事故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救济不仅有助于交通事故受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达到抚慰受害人的目的，而且能够达到教育惩罚侵权人，引导社会努力形成尊重他人身权利，尊重他人格尊严的法律意识和良好社会风尚的目的；同时也可以不断推进处理交通事故法制的统一，促进交通事故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保护体系的完善和改进。
第三，在机动车交通事故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救济符合我国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规定的精神。民法通则并没有排除在特殊侵权损害中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就突出了保护人的基本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理论上称为“物质性人格权”，是精神人格权赖以存在的前提和物质基础，其受到侵害往往伴随巨大的甚至是终身不可逆转的精神损害。最高人民法院这一司法解释实现了精神损害赔偿范围从精神人格向物质人格的发展，是人格司法保护的进步。根据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损害的应予赔偿，交通事故人身损害无疑也是对人的生命权健康权的损害。根据逻辑推理，既然侵犯公民身体健康应予赔偿包括精神赔偿，那么交通事故同样损害人的身体、健康、生命。因此，赔偿应该有精神损害赔偿这一项。
（二）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特殊要求
首先，损害后果严重是请求精神赔偿的基本条件。因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已加强了对被害人的保护，因此在交通事故的赔偿中，对被害人仅造成轻伤以下损害，未造成明显精神痛苦的，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的特点决定了在适用时应以“抚慰为主，补偿为辅”。法院应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后果确定合理的赔偿数额，既要避免数额过低无法起到对受害人的精神抚慰作用，又要避免数额过高，加重行为人的负担，流于人格权商品化的弊端。
其次，要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统一的标准。人的精神权利是平等的，从精神权利人人平等的原则出发，不分受害人财产的多少、地位的高低，在相应的一个地区应执行一个赔偿标准。不论是无业人，还是高收入的人，他们在同等伤残的条件下，精神痛苦应推定是一样的，不应以收入的多寡来作为赔偿不同数额的标准。
最后，在确立精神损害赔偿标准中应正确认识精神损害赔偿的惩罚性。精神损害赔偿有一定的惩罚性，但因交通事故损害的特殊性，交通事故一般不存在故意问题，因此，在交通事故精神损害赔偿的处理中一般不适用以惩罚为目的的精神损害赔偿。
（作者单位：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法院）
职务犯罪侦查科技化的现状、问题及前赡
冯兴吾 方俊峰
内容摘要：随着我国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体制转型中的新情况，新事物不断涌现，职务犯罪日趋智能化、技术化，取证难度加大；同时，犯罪分子对抗司法的心理增强，尤其是新的律师法对反贪侦控能力的程序性控制和高检院的一系列规范性规定，更使传统的侦查模式陷入了窘境。在新的执法环境下，职务犯罪的侦查工作要有所突破，就必须要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丰富侦查方法，提高侦查能力，而要提高侦查能力，必须要求侦查手段科技化，运用包括技术侦查等手段在内的科技手段。
关键词：职务犯罪 侦查 科技
一、职务犯罪侦查科技化的现状
（一）在职务犯罪初查环节，运用侦查技术深查细挖
初查是立案的基础。为确保初查质量，要在灵活运用各种秘密调查方法的同时，还要注意充分运用现代侦查技术手段，获取与案件有关的重要资料，深挖细查，争取把小案变成大案、大案挖出窝案串案，提高案件线索的成案率。例如，采用小型录音机秘密录音等现代技术侦查手段获取证据，则可使初查达到准确的效果。
（二）在职务犯罪立案环节，运用现代侦查技术手段获取证据
在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运用公开方式调查取证有时行不通，往往会引起犯罪嫌疑人的警觉，隐匿罪证，隐藏、转移赃款或串供串证。因此，运用现代侦查技术手段在犯罪嫌疑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获取能够立案所必须的证据，使犯罪嫌疑人无法再抵赖。例如，对于招标投标中的职务犯罪侦查运用建筑工程司法鉴定，从而达到对建筑工程质量评定、工程质量事故鉴定、工程造价纠纷鉴定，获取相应的证据。
（三）在职务犯罪侦查讯问环节，运用现代侦查技术手段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口供
运用现代侦查技术手段秘密获取相应的证据，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在其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将相关证据突然抛出，打乱犯罪嫌疑人事先的反侦查计划，突破其心理防线，迫使其如实交代；对于12小时未能及时突破的犯罪嫌疑人，按时放人，采取欲擒故纵的方法，利用其急于串供或转移赃款赃物的心理，依法利用通讯设备进行秘密监控，从而获取再生证据。例如，通过移动电话、移动定位设备等卫星定位系统，从而确定犯罪嫌疑人手机的技术参数、指标及方位情况。
（四）在职务 犯罪固定证据环节，运用现代侦查技术手段防止犯罪嫌疑人翻供、证人翻证。
由于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的言辞证据多，具有易变性，表现为犯罪嫌疑人时供时翻、证人时证时翻。因此，为防止翻供翻证，就要在收集和证据上下功夫。在收集和固定证据的过程中，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例如，用照相、摄像发现和固定帐目中的蛛丝马迹；使用变携式复印机复印所查资料；用摄像机拍摄查获赃款赃物现场；对犯罪嫌疑人讯问时全程录音录像等。
（五）在职务犯罪追逃环节，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发现、抓捕犯罪嫌疑人
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嫌疑人潜逃后，往往采取隐名埋姓、易容变形、变换落脚点等办法，隐匿躲藏，摆脱追捕；因此，要及时发现并抓捕犯罪嫌疑人必须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迅速收集信息。例如，依法运用无线电侦查技术，通过《人民检察院器材设备配备纲要》规定的调音台、视频印像机、无线录音设备、扩音设备、监视器、智能传真系统、有线无线设备等器材，发现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活动和犯罪痕迹，收集犯罪证据。
二、职务犯罪侦查科技化的问题
（一）观念落后，忽视侦查技术
一些检察机关的领导和干警思想保守、观念落后，长期习惯于旧的侦查模式，片面认为侦查技术部门为职务犯罪侦查的二线部门，忽视侦查技术的运用，不能、不会运用侦查技术手段发现、提取证据。例如，有的案件由于未及时对于利用计算机、网络、电子货币而为所犯罪或者在电子商务、电子政务中的职务犯罪进行计算机司法鉴定，从而无法收集计算机系统内数据的安全性、完整性或非系统正常运行造成的危害行为及其程度的证据。
（二）侦查技术力量薄弱，特别是高层次的技术专业人才短缺
目前，大部分检察机关的侦查技术水平较低，技术部门人手少， 特别是基层检察院甚至连机构也没有，技术人员也只有1—2名。因此，对于高发的各类职务犯罪案件只能疲于应付，致使现场勘查、技术鉴定等质量不高，对微量物证的提取率极低。（郭立新：《检察机关侦查实务〈侦查技术 • 技术侦查〉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4月第一版，第28页）例如，不会运用物理学和计算机学的原理和技术，对记录行贿人、受贿人的录音带、录像带、磁盘、光盘、图片的真实性、完整性及其反映的过程无法鉴定。
（三）经费不足，装备短缺
侦查技术建设需要经济实力。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某些高、精、尖的科技装备就无法引进。例如，有的地方没有建成计算机局域网；有的没有实行网上公文交流；有的没有互联网站或主页。
（四）没有建立规范的职务犯罪侦查信息工作制度
对职务犯罪信息采集、保存、处理工作缺乏规范化运作。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基本处于信息不太灵、情况不太明、反应不太快的被动应付状态，具有很大的盲目性。例如，多数检察院没有根据职务犯罪的性质、特征和检察机关侦查工作的特点、规律，依靠计算机网络及其技术，通过计算机应用软件的设计、开发和利用，并参照《关于在工程建设领域开展行贿犯罪档案查询试点工作的通知》精神，建设职务犯罪侦查信息库。
（五）立法滞后，漠视国际有关侦查技术的运用
尽管《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国际经济交往中的腐败及相关犯罪》等国际文件中普遍认为，预防和惩治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可采用电子或其他形式和特工行动等特殊侦查手段，但是国内法与国际法冲突明显，讳言甚至反对国际法有关技术手段在职务犯罪中的运用。
三、职务犯罪侦查科技化的前赡
（一）观念更新，树立职务犯罪侦查科技化的意识
职务犯罪侦查科技化，是我国检察机关提高侦查水平和破案能力的重要途径。从司法实践分析，职务犯罪手段增多、水平提高、花样翻新，反侦查手段也在不断科技化。因此，检察机关要从新世纪新发展的政治高度，充分认识推进职务犯罪侦查科技化建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自觉转变思想观念和管理模式，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侦查力”的理念，切实提高职务犯罪侦查的科技含量。
同时，针对职务犯罪的主体、犯罪的手段、犯罪的对象不同，检察机关使用相应的职务犯罪侦查手段，以确保现代化装备能发挥其效用，不断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
（二）加大投入，加强基础硬件建设
优良完善的技术装备是实现职务犯罪科技化的保证。检察机关必须积极争取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把资金落到实处，加大职务犯罪侦查硬件投入。要按照“先进、适用、配套、普及”的原则，在充分发挥现有设备、技术作用的同时，制定规则，发挥实效性。对于明显落后、过时、没有改进价值甚至容易造成侦查失误的器材，要及时更新换代；对那些在职务犯罪侦查实践中确有实效的新技术、新设备要积极引进、吸收、使用，努力达到职务犯罪侦查所要求的配置水平。同时，要全面开展对讯问犯罪嫌疑人实施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工作；要积极运用计算机技术建立涉案信息资料库储存、管理以及对办案实施动态管理；要充分发挥侦查指挥网络系统在组织指挥办案和协查、追逃等工作中的运用。
（三）转化运用，依法运用侦查技术手段查办职务犯罪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在初查、立案、侦查、审讯中运用职务犯罪侦查技术所获取的证据材料，有的并不能作为诉讼证据使用，而只能转化运用，帮助检察机关分析研究案情、突破案件。尽管如此，在职务犯罪侦查中仍然不能违法使用侦查技术手段。因此，运用职务犯罪侦查技术手段，不能违法使用侦查技术手段。使用侦查技术手段，要注意手续完备，特别是使用监听、监视等手段，要依法秘密进行，不得泄露犯罪嫌疑人的隐私、国家机密及商业秘密；不能暴露侦查技术和侦查工作机密，对于使用侦查技术手段获取的证据，要认真审查，不能暴露其来源，更不能暴露使用之技术手段。
（四）强化管理，以制度保障推进职务犯罪侦查科技化建设
职务犯罪侦查科技化是一项科学、严谨的工作，必须规范化、制度化，使整个职务犯罪侦查过程符合科学规律。职务犯罪侦查人员从管理举报、初查、立案侦查、讯问、提起公诉以及协查、缉逃、追赃、保密等都必须有一整套规章制度。同时，应当结合职务犯罪侦查机制改革，建立职务犯罪侦查技术工作责任制，做到赏罚分明。
（五）加强队伍建设，提高职务犯罪侦查技术人员的整体素质和技术运用能力
检察机关要建立健全技术部门，选调一些懂业务、肯钻研技术的人员充实职务犯罪侦查技术队伍；要有计划地对职务犯罪侦查人员和技术人员进行科技知识和专业技能培训，并通过岗位练兵活动，着重提高侦查人员和技术人员应用技术的能力；同时，还要解决职务犯罪侦查技术人员的待遇问题，如职称、职务晋升、职务补贴等。
（六）加强立法，实现职务犯罪侦查技术手段规范化
当前，监听、监控等侦查技术手段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应用越来越广。但是，由于受到审批手续的影响，基层检察院应用较少，甚至没有及时采取侦查技术手段，贻误了战机。因此，本文建议，在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时，将检察机关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对象、程序等与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一样予以规定，明确“检察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段，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从而使之制度化、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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