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喜亮谈职工董事地位和作用
张喜亮
张喜亮：央企职工董事地位尴尬、监控作用有限
“资本至上往往使管理者忽视职工利益。如果企业负责人把职工董事理解成政治安排而当成花瓶摆设，或认为职工董事对于董事会决策没有实质性的意义，甚至认为是在董事会中掺沙子，职工董事将很难发挥作用，这也是为何要单独制定职工董事履职管理办法的深层次原因”
“工资增长速度应高于物价上涨速度！希望领导尽快解决，维持工人正常生活！”在通胀的压力下，要问企业职工最关心的事，无疑就是涨工资、同工同酬、带薪休假了。
职工的愿望能不能实现，除了工会为大家说话外，在董事会层面，职工董事也是很重要的角色。
“职工董事有着特别的职责。”中国建筑材料集团公司职工董事熊吉文表示。“其他董事，是上级任命和派出，主要代表出资人的利益；而职工董事，要代表三方面的利益，出资人、企业、广大职工。特别是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方面，负有重大的责任。”
从2006年开始，央企在部分国有独资公司中开始职工董事试点，至今两年了，这个制度在试点过程中情况如何？职工董事在履职中如何平衡出资人利益、企业利益和职工利益？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上市公司职工董事屈指可数
“在董事会中，最难谈的一个是董事长，一个就是职工董事。”面对记者的问题，多家试点企业的职工董事言辞谨慎，“因为太敏感了”。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目前有的试点公司虽然有职工董事，但上市后就不设置了，而上市公司中，设职工董事的也屈指可数。
“按照公司法规定，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者两个以上的其他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必须在董事会中有职工代表，但股份公司没有这个要求，法律只规定必须设职工监事。”一家上市公司的董秘解释取消的原因。“另外，想进董事会的公司领导很多，能有职工监事就很不容易了。”
据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最新报告显示，在百强上市公司治理中，一方面，过高的提名董事、监事候选人的持股比例要求，“有效”地削弱了中小股东的权利行使力度；另一方面，公司缺乏有力的职工参与公司治理的机制，致使一体化的“大股东—董事—高管”对上市公司强力控制，很少受到其他力量的约束。
报告称：“职工董事几乎没有，职工监事数量虽然符合法律规定，但是陷于地位尴尬的中国公司监事会制度构架内，实际监控作用也很有限。”
国资委有关负责人认为，随着股权多元化的趋势，董事会的结构也更加复杂，和传统的国有企业还不太一样。在上市公司中如何发挥职工董事的作用，的确需要今后不断解决、创新和完善。
股份公司中要不要设立职工董事，目前也有争议。有人认为，董事会是出资人的“俱乐部”，职工没有公司的股份，当然在股份公司中就没有参加董事会的依据。另一方面，设立职工董事主要是更好地维护职工的权利，出资人和经理人有抵触情绪很正常。
劳动关系专家张喜亮认为，这种看法很偏颇。从美国、德国、日本的情况看，设职工董事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保障决策的正确性和可执行性，从而更大地提高企业效益。
目前，很多发达国家的法律都对董事会必须设置职工董事作出了强制性的规定。“所以，无论在怎样的公司企业中，设置职工董事是必然趋势。”
职工董事几乎没有一线职工
既要代表出资人利益，又要代表企业和职工利益，职工董事如何扮演适当角色，在实践中也面临困境。
首先在职工来源上，职工董事应该由谁来担任比较合适，企业管理人员能不能担任职工董事仍有不少争议。
按照试点办法规定：“公司党委（党组）书记和未兼任工会主席的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纪检组组长）；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总会计师等不得担任公司职工董事。”目前试点企业的大多数职工董事身兼数职，不少是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集于一身，几乎没有一线职工。
一家企业的职工董事告诉记者，管理人员担任或者兼职职工董事，往往造成企业副手监督正手，使职工董事制度失去意义。
在张喜亮看来，在理论上，公司管理职务的人是不应当成为职工董事候选人的，因为设置职工董事的意义就在于反映职工诉求。这个职工不是泛泛而谈的，而应当是专找不担任任何管理职务的职工，否则必然形成角色的冲突。但是，如果在文件中如果刻意这样规定，有人则认为是对管理人员权利的剥夺，因为在国有企业，大家都是平等身份的“职工”。
然而由一线职工担任职工董事，熊吉文认为也不太合适。因为一线职工了解的情况相对不多，其工作性质和经历决定他作用有限，即使是有这个热情，但发挥的作用可能不大，弄得不好，很可能成为一个摆设。“要让职工董事不成为摆设，就要摆脱‘不懂事的董事’的形象。”
据悉，目前职工董事在讨论劳动工资与劳动保护方面的内容，有一定发言权；而在研究股票上市、资本运营、国际贸易等方面，有的职工董事便无法参与决策。此外，对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财务状况变动表有关知识不熟悉的话，更无法有效参与监督经营者的经营行为。
其次，在职工董事的评价考核上，按照试点办法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规定，职工董事履职情况由公司职代会或工会来评价，而集团一级的职工代表大会到今年3月只有62家央企建立，还有一部分企业正在筹建。
一位央企中层人员告诉记者，目前职工意见主要集中在收入分配上，职工董事很难真正替职工说话，职工也没办法。
国资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国有企业这几年处在攻坚破难阶段，改革重组、企业破产改制、主辅分离、下岗分流，每一项措施都涉及到职工的切身利益。职工董事如何处理好三方关系，如何提高科学决策能力，以及在角色定位和工作环境上都面临挑战。
按照国资委2006年发布的《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试点企业职工董事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为试点办法）规定，董事会试点企业必须设立“至少一名职工董事”。目前，146家央企中已有19家企业设立了职工董事。
而国资委数易其稿的《职工董事履职管理办法》（以下简为管理办法）也将于年内发布。对于二者有何区别，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喜亮表示：“试点办法为建立职工董事制度提供了依据，管理办法为完善制度提供了保障。”
熊吉文表示，试点办法侧重于建立职工董事制度，规定建立董事会试点企业一定要有职工董事，并规定了由什么人来担任，选举的程序，职工董事的权利、义务、责任，职工董事的任期、补选、罢免等。管理办法则侧重于对职工董事的履职管理，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其中，管理办法有两大亮点：第一，文件从党组织、职代会、公司经理、工会等多个方面，为职工董事履职提供了制度保障；第二，对职工董事履行特别职责做了具体规定，如忠实反映职工诉求、维护职工权益，与职工进行经常沟通、接受职工的监督等等。
据了解，管理办法在制定过程中至少修改了十稿。张喜亮表示，一方面，对于中央企业而言，每一步改革都必须要慎重，因为政策执行涉及面广，影响比较大。另一方面，对职工董事制度业界尚有不同的看法，一些领导虽然对董事会中设置职工董事表示理解，但是还不能完全认同，这也是制定管理办法有难度的一个原因。
而在制定过程中如何处理试点办法和管理办法的关系，是不是要专门设置职工董事的特别职责，特别职责和一般职责的联系和区别是什么；管理办法的适用范围是扩大还是与试点办法相一致；职工董事接受职工监督的程序、向职代会报告工作的主体和内容、职工董事与工会的关系问题等等都曾是讨论的焦点。
记者注意到，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还区分了“议决事项”和“通报事项”。
议决事项主要包括：公司劳动用工、薪酬福利、劳动保护、安全生产和培训教育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基本管理制度的制定及修改；通报事项主要包括：职工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方面的诉求、意见与建议，以及涉及职工利益的有关诉求意见或倾向性问题。
张喜亮评价说：“具有一定创意。因为董事会的职权和职工诉求并不完全相同，议决事项的议题一般都是董事会职权决策的内容；通报事项则不一定纳入董事会决策的议题，但是，董事会决策必须了解涉及职工的资讯。加以区分的目的是使职工董事密切接触职工，了解职工的诉求，并且主动积极地与股东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沟通。”
但熊吉文认为，议决事项涉及的多数内容，目前并不是董事会的议事范围，而是总经理履行的职权。董事会主要讨论的是企业发展战略、重大项目的投资、融资、担保、企业改革重组、经营班子的选聘考核和任免、薪酬管理等重大事项，一般不讨论劳动用工、薪酬制度、劳动保护、休息休假、安全生产、培训教育和生活福利等事项。职工董事难于履行此项职责，他建议修改。
仅仅设立职工董事是不够的，企业负责人是否有公司治理意识是制度实施的关键。
张喜亮表示，资本至上往往使管理者忽视职工利益，我们看到一些企业重组改制过程中出现职工群体信访事件等等。如果企业负责人理解职工董事是政治的安排而当成花瓶摆设，或认为职工董事对于董事会决策没有实质性的意义，甚至认为是在董事会中掺沙子，职工董事将很难发挥作用，这也是为何要单独制定职工董事履职管理办法的深层次原因。
（2008.10）
泰安市法律援助办法
山东省泰安市人民政府
政府令第151号
《泰安市法律援助办法》已经市政府批准，现予公布，自2010年12月1日起施行。
市长
二O一O年十月二十六日
泰安市法律援助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平等地获得法律服务，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山东省法律援助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将法律援助事业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第三条 市、县(市、区)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工作。
市、县（市、区）法律援助机构具体负责法律援助工作的组织协调，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或者安排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事项。
泰安高新区范围内的法律援助工作，由泰安高新区管委会按有关规定负责办理。
第四条 以下机构及人员（统称法律服务机构、法律援助人员）应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或事项，并接受司法行政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一）市、县（市、区）法律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
（二）律师事务所及其执业律师；
（三）基层法律服务所及其法律工作者；
（四）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
（五）司法鉴定机构及其工作人员；
（六）法律援助志愿者。
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社会团体应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咨询,帮助其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援助申请。
第五条 乡（镇、街道）司法所作为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应提供咨询、调解、民事代理等法律援助。
民事法律援助事项，有可能协商解决的，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可以代理受援人一方，按民事调解的程序参与调解，10日内达不成调解协议的，应转入诉讼或者仲裁程序。但是，诉讼或者仲裁时效即将届满的应及时告知，由申请人决定是否直接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
第六条 市、县(市、区)法律援助机构及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应设置显著的标识和便民服务窗口，按规定配备必要的办公设备和设施,建立健全工作运行机制，为申请人提供高效便民的法律服务。
第七条 法律援助人员凭法律援助机构的证明利用档案资料,除涉及国家秘密等依法不得公开的档案资料外,有关部门、单位应积极配合,免收档案资料查询费、咨询服务费、调阅档案资料保护费、证明费;对原件复印、缩微胶片复印、翻拍、扫描等相关材料复制费给予减收或者免收,减收后所收费用不得超出原材料成本费。
公证机构、司法鉴定机构对法律援助案件受援人申请公证、司法鉴定事项的,应当免收公证费、鉴定费。
第八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对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法律援助范围和条件
第九条 经济困难的公民对下列事项,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
(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
(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
(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
(六)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
(七)因工伤、交通、医疗事故或者其他人身伤害事故受到人身损害，要求赔偿或者补偿的;
(八)因劳动合同关系使权益受到损害，要求赔偿或者补偿的;
(九)因遭受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受到损害，要求赔偿或者补偿的;
(十)在征地、拆迁中受到损害，要求赔偿或者补偿的;
(十一)因假劣种子、农药、化肥以及环境污染使权益受到损害，要求赔偿或者补偿的;
(十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条 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
(二)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三)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第十一条 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提供法律援助。
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第十二条 公民经济困难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一)正在享受城镇或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人员;
(二)社会福利机构中由政府供养的人员;
(三)无固定生活来源的重度残疾人、未成年人、妇女、老年人；
(四)特困职工;
(五)农村“五保”对象;
(六)依靠抚恤金生活的人员;
(七)家庭人均经济收入为最低生活保障线2倍以下的军人和军属;
(八)符合规定的其他人员。
申请人住所地与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不一致的，按照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执行。
第十三条 公民经济困难应持有下列相应证明材料:
(一)正在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人员、社会福利机构供养的人员、农村“五保”对象、依靠抚恤金生活的人员应持有户籍所在地、暂住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出具的有效证件;
(二)无固定生活来源的重度残疾人应持有县级以上残联出具的有效证件;
(三)特困职工应持有县级以上总工会出具的有效证件;
(四)军人或军属经济困难的应持有所在部队团级以上政治部门或者住所地县级以上人武部门出具的有效证件。
第十四条 公民因见义勇为行为导致民事权益受到损害申请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无需审查其经济状况,优先提供法律援助。
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按照国家、省和市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 法律援助申请和审查
第十五条 申请人申请法律援助的，应向其争议处理机关所在地或者事由发生地的县（市、区）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申请法律援助的案件或事项属于市级审理机关管辖的,或者市以上有关部门管理的，应向市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市法律援助机构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可以委托县(市、区)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县(市、区)法律援助机构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有特殊原因的,也可以移送市法律援助机构办理。
泰山景区管理范围内的法律援助申请由市法律援助机构受理，具体工作由泰山管委、市司法行政部门协商确定。
第十六条 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司法鉴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当事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告知或者协助其申请法律援助。
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可以接收公民的法律援助申请,在3个工作日内报送县(市、区)法律援助机构审查。
第十七条 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如下材料:
(一)居民身份证、户籍证明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明,代理人应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
(二)与所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案件材料;
(三)经济困难证明;
(四)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十八条 法律援助机构受理申请后,应按照法律援助的范围和条件进行审查,并在5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给予法律援助的书面决定。法律援助机构作出不予提供法律援助决定的,应说明理由。
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不予法律援助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自接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主管该法律援助机构的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司法行政部门应自收到异议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作出书面审查意见。
申请人对司法行政部门作出的书面审查意见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书面审查意见之日起60日内向上一级司法行政部门申请复核。
第十九条 法律援助机构中负责审查法律援助申请的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
（一）是申请法律援助事项的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
（二）与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办理法律援助事务的。
第二十条 在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中,当事人以人民法院给予司法救助的决定为依据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不再审查其是否符合经济困难标准,应直接作出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
当事人以法律援助机构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为依据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救助的,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法律援助实施和监督
第二十一条 法律援助机构做出决定后，应及时确定提供法律服务的机构或人员，并下达法律援助指派通知书。法律服务机构收到指派通知书3日内，必须指定法律援助人员，法律援助人员应及时与受援人取得联系。
法律援助机构对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自收到人民法院指定辩护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指派法律服务机构提供法律援助。
第二十二条 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有关机构或人员提供以下法律援助：
（一）法律咨询；
（二）刑事辩护、刑事代理；
（三）民事、行政诉讼代理；
（四）仲裁、调解等非诉讼法律事项代理；
（五）公证；
（六）司法鉴定；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形式的法律服务。
第二十三条 法律援助人员接受指派或接受安排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应当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保守受援人秘密，不得收取受援人任何财物，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拖延或者终止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第二十四条 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过程中,异地调查取证、非诉讼调解、文书送达、申请执行等有困难,需要异地法律援助机构予以协助的,异地法律援助机构予以协助。
第二十五条 法律援助人员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过程中，有关部门、单位应积极配合，为调查办案提供便利条件，支持、帮助法律援助人员完成法律援助任务。
第二十六条 受援人有权了解为其提供法律援助事项的进展情况。有证据证明法律援助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的,受援人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反映或者向司法行政部门投诉。
第二十七条 法律援助人员在办案过程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向法律援助机构报告,法律援助机构经审查核实的,终止该项法律援助:
(一)受援人的经济收入状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
(二)案件终止审理或者已被撤销的;
(三)受援人又自行委托律师或者其他代理人的;
(四)受援人要求终止法律援助的;
(五)受援人以欺骗方式获得法律援助的。
第二十八条 法律援助事项办结后15日内，法律服务机构应将有关材料和结案报告送交法律援助机构备案。
法律援助机构收到结案材料后,向接受指派或者接受安排的办案人员支付办案补贴。
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标准按照司法行政部门与财政部门制定的标准执行。
第二十九条 以不正当手段获得不应享有的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停止对其援助,并责令其支付已实施法律援助过程中的全部费用。
第三十条 司法行政部门及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主管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无合法理由拒绝法律援助机构就经济状况证明进行查证或者对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法律服务人员调查取证、查阅档案资料不予配合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向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提出责令配合或者给予主管人员行政处分的建议。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0年12月1日起施行。
市政府第82号令《泰安市法律援助实施办法》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