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粮食经营企业最低最高库存量标准试行办法

上一篇: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旅游行业节能减排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下一篇: 关于印发常州市市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

安徽省人民政府


安徽省城市住宅区物业管理暂行办法

安徽省人民政府令

第９２号


　　《安徽省城市住宅区物业管理暂行办法》已经１９９７年９月２９日省人民政府第１３９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省长　回良玉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安徽省城市住宅区物业管理暂行办法》已经1997年9月29日省人民政府第139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住宅区物业管理，保障住宅区物业的合理使用，创造良好的居住环境，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城市规划区内房地产开发单位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住宅区。
本办法所称物业，是指住宅区内各类房屋及其相配套的公用设施、设备和公共场地。
本办法所称业主，是指住宅区内住宅房屋和非住宅房屋的所有权人。
第三条 住宅区物业管理实行业主自治与物业管理企业专业服务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省城市住宅区物业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以下称物业管理主管部门）主管本地区城市住宅区物业管理工作。
市政、环卫、规划、交通、公安、工商、物价等行政主管部门和住宅区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根据各自职责，共同做好城市住宅区物业管理的监督与指导工作。

第二章 业主大会及业主委员会
第五条 住宅区交付使用后，入住率达到50％以上时，所在地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应会同住宅区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房地产开发单位召开业主大会，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
第六条 业主大会由本住宅区的业主组成。业主大会必须有持有过半数以上投票权的业主出席方能举行。
业主出席业主大会，实行住宅房屋一户一投票权。非住宅房屋，每100平方米建筑面积有一投票权；100平方米以下有房屋所有权证的，每证有一投票权。
第七条 业主大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由业主委员会按照本办法规定负责召集。召集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应负责在会议召开7日前将会议审议的事项通知各业主。
经持有10％以上投票权的业主提议，业主委员会应在接到该项提议后14日内就其提议的事项召开业主大会。
第八条 业主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或者批准住宅区内关于业主利益的重大事项；
（二）批准或者修改业主公约；
（三）选举或者罢免业主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四）听取和审查业主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五）监督业主委员会的工作；
（六）改变或者撤销业主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
（七）批准业主委员会的章程。
业主大会的决定，须经出席会议的业主所持投票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第九条 业主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组成。业主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业主大会在业主中选举产生，其数额为单数，但最低不得少于5人。业主委员会每届任期3年，其成员任期届满，可以连选连任。
第十条 业主委员会对业主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和主持业主大会；
（二）制定业主委员会章程；
（三）审议决定住宅区房屋公共部位维护费和公用设施专项费的使用；
（四）采取招标或者其他方式，聘请物业管理企业对住宅区物业进行管理，并与其签订住宅区物业委托管理合同；
（五）审议物业管理企业制定的住宅区物业管理年度计划和重大工程项目的维修计划；
（六）监督物业管理企业对住宅区物业的管理、养护和维修工作。
前款第二、三、四、五项规定的事项，必须经业主大会批准。
第十一条 业主委员会会议由业主委员会主任根据工作需要召集，关应在会议召开7日前将会议通知书及有关材料送达每位委员。
业主委员会会议应由全体委员过半数以上出席方可举行。业主委员会作出决定，采取少数服从多数原则。

第三章 业主公约
第十二条 本办法所称业主公约，是指由业主承诺，对全体业主具有约束力，有关业主使用、维护和管理住宅区物业等方面权利义务的行为守则。
第十三条 业主公约包括下列内容：
（一）住宅区名称、地区、面积及户数；
（二）公共场所及公用设施状况；
（三）业主大会的召集程序及决定住宅区重大事项的方式；
（四）业主使用其住宅房屋或者非住宅房屋以及住宅区内公共场所、公用设施的权益；
（五）业主参与住宅区物业管理的权利；
（六）业主对业主委员会和物业管理企业的监督权；
（七）住宅区物业各项养护、维修和管理服务费的交纳；
（八）业主在住宅区内应遵守的行为准则；
（九）违反业主公约的责任；
（十）其他有关事项。
业主公约的示范文本，由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定。业主大会可以根据本住宅区的实际情况进行修改、补充，并报所在地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四条 业主公约经业主大会批准后生效。已生效的业主公约对住宅区内所有业主和非业主使用人具有约束力。

第四章 物业管理企业
第十五条 房地产开发单位应当在住宅区业主委员会成立前自行或者委托物业管理企业对住宅区实施物业管理。
住宅区业主委员会成立后，业主委员会应按照本办法规定聘请物业管理企业对住宅区实施物业管理。
第十六条 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企业签订的住宅区物业委托管理合同，应报所在地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备案。
住宅区物业委托管理合同的主要内容包括：委托管理事项、管理标准、管理权限、管理期限、管理费用、违约责任和争议解决的方式等权利义务条款。
住宅区物业委托管理合同的示范文本，由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发放。
第十七条 物业管理企业必须具备规定的资质条件，持有物业管理资质等级证书和营业执照，方可从事住宅区物业管理业务。
物业管理企业资质等级标准及资质管理办法，由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八条 物业管理企业的权利：
（一）根据住宅区物业委托管理合同，对住宅区实施物业管理；
（二）根据住宅区物业委托管理合同和有关规定收取管理服务费；
（三）有权制止违反住宅区物业管理规定的行为；
（四）要求业主委员会协助实施物业管理；
（五）开展多种经营活动和有偿服务。
第十九条 物业管理企业的义务：
（一）履行住宅区物业委托管理合同；
（二）制定住宅区物业管理年度计划和重大工程项目维修计划；
（三）接受业主委员会和业主的监督、检查；
（四）发现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为，应及时制止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五）接受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及住宅区所在地街道办事处的监督、检查和指导。

第五章 住宅区物业使用与维护
第二十条 住宅区综合验收合格后，房地产开发单位应向业主委员会办理移交手续，并提供下列住宅区工程建设资料：
（一）住宅区规划图、竣工总平面图；
（二）单体建筑、结构、设备竣工图；
（三）地下管网竣工图；
（四）其他有关资料。
第二十一条 住宅区房屋的维修责任，按下列规定划分：
（一）室内部分，由业主负责维修；
（二）房屋的外墙面、楼梯、通道等房屋本体公共部位、公用设施，由物业管理企业负责养护、维修与更新，费用从住宅区房屋公共部位维护费中支出。
房屋及附属设施影响市容或者可能危害毗邻房屋安全及公共安全，按规定应由业主修缮的，业主应及时修缮；拒不修缮的，由业主委员会委托物业管理企业修缮，费用由业主承担。
第二十二条 住宅区的道路、路灯、沟渠、池、井、绿化地、娱乐场所，停车场、自行车房（棚）等公用设施，由物业管理企业统一负责管理、养护、维修与更新，费用从住宅区公用设施专项费中支出。
第二十三条 住宅区的环境卫生、治安等公共服务项目，物业管理企业可以选聘清洁公司、保安公司等专营公司承担，费用从住宅区管理服务费中支出。
第二十四条 住宅区的水、电、煤气、通讯等设施的养护和维修，由供水、供电、供气及通讯等有关单位负责，费用由养护、维修单位承担。
第二十五条 住宅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改变房屋的用途、结构和外貌；
（二）占用楼梯、通道、屋面、平台、道路、场地、停车场、自行车房（棚）等堆放杂物或者进行违法建设；
（三）损坏、占用绿化地；
（四）乱倒垃圾、乱泼污水、乱扔杂物；
（五）堆放易燃、易爆、剧毒或者含有放射性物质的物品；
（六）发出超过规定标准的噪音；
（七）随意停放自行车和机动车辆；
（八）法律、法规和规章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六章 住宅区物业管理费用及专用房屋
第二十六条 房地产开发单位在移交住宅区时，应按住宅区建设总投资的0．6％－1％的比例，一次性向业主委员会划拨住宅区公用设施专项费，专项用于住宅区公用设施的养护、维修与更新。
住宅区公用设施专项费由所在地物业管理主管部门设专帐管理，业主委员会向物业管理主管部门申请使用，具体管理办法由所在地城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七条 房地产开发单位移交住宅区时，应按所在地城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向业主委员会提供住宅区物业管理用房，产权属国家所有。
第二十八条 房地产开发单位移交住宅区时，应按所在地城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以建造成本价向业主委员会提供商业用房，产权属业主委员会。
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商业用房的购置费用从住宅区公用设施专项费中垫支，并从商业用房的经营收入中回收。
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商业用房和住宅区内其他有经济收入的公用配套设施、设备和场地，由物业管理企业按物业委托管理合同经营。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发布前已交付使用的住宅区，未按本办法规定的标准划拨住宅区公用设施专项费和提供商业用房的，原房地产开发单位应给予经济补偿或者由所在地城市人民政府按有关规定予以解决。
第三十条 住宅区房屋公共部位维护费由业主按所在地城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缴纳，并由业主委员会以房屋本体为单位设立专帐管理，专项用于房屋本体公共部位、公用设施的养护、维修与更新，不提挪作他用，具体办法由所在地城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一条 住宅区管理服务费由物业管理企业按月向业主或非业主使用人收取，具体标准由所在地物价部门会同物业管理主管部门根据物业管理企业提供的服务项目，以独立住宅区为单位核定。
未经所在地物价部门批准，物业管理企业不得擅自扩大住宅区管理服务费的收费范围和提高收费标准。
第三十二条 住宅区各项物业管理费的收支帐目，有关管理单位或者使用单位每6个月至少公布一次，接受业主和业主委员会的监督、检查。

第七章 罚 则
第三十三条 业主和非业主使用人违反本办法，未按期交纳住宅区各项物业管理费的，物业管理主管部门或者物业管理企业可责令限期交纳，并按规定加收滞纳金；逾期未交纳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四条 物业管理企业违反本办法或者物业委托管理合同规定，对住宅区物业管理、维修、养护不善，造成业主损失的，业主或者业主委员会有权责令赔偿损失或者采取补救措施；情节严重的，由所在地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处在1000元－10000元的罚款，并可按规定降低或
者注销其物业管理资质。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未取得物业管理资质等级证书、擅自承揽物业管理业务的，由所在地物业管理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以2000元－20000元的罚款，并责令停止对住宅区的物业管理。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物业管理企业有权予以制止，要求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补救措施；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给予处罚的，由有关部门按规定给予处罚。
第三十七条 房地产开发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由所在地物业管理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履行，并从滞纳之日起，按日加收应拨付住宅区公用设施专项费2‰的滞纳金；逾期未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八条 物业管理主管部门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执法人员，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应给予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城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办法规定，结合实际，制定实施细则。
第四十条 本办法发布后新建的住宅区，必须按照本办法规定实行物业管理；本办法发布前已经交付使用的住宅区，应当根据本办法规定在2年内过渡为物业管理。
非住宅区以及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自建的住宅区的物业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10月25日
论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体现

马天升


　　摘 要：罪刑法定原则，又称为“罪刑法定主义”，其经典表述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我国修订后的《刑法》第三条以其显著的地位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被认为是我国刑事法制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有学者认为，我国的罪刑法定原则不同于西方的罪刑法定原则，它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含义，即“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和“消极的罪刑法定原则”，本文通过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在我国的立法进程以及罪刑法定原则的机能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我国的罪刑法定原则不应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两点论”。“有利于被告人”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所在，它集中体现在罪刑法定的派生原则之中。
　　关键词：罪刑法定 “两点论” 有利于被告人
　　引言
　　罪刑法定原则，又称为“罪刑法定主义”，其经典表述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它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反对封建司法制度非法专横的产物，是对等级特权社会罪刑擅断主义的彻底否定。从其产生至今二百多年的历程中，不仅没有消亡之势，反而越来越为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民族的人民所广泛接受，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科学性。如今，该原则已经成为“法治社会刑法区别于专制社会刑法的分水岭”[ 刘宪权、杨兴培 著：《刑法学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第26页。]。
　　一、罪刑法定原则具有“中国特色”？
　　我国《刑法》第三条明确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一规定以其显著的地位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为我国刑法及刑事法治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被认为是我国刑事法制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我国刑法根基的确立”[ 武玉红：《试论罪刑法定原则的“中国特色”》，载《政治与法律》，2002年第2期。]，体现了我国民主与法治的不断完善，较好地完成了我国刑事立法与世界刑事立法基本发展趋势的衔接。
　　然而，目前对于这一规定的理解，理论界存在不同的观点，其中尤以“两点论”盛行。该观点认为：对于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应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即“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它是从扩张刑罚权的方面要求，要积极地运用刑罚，惩罚犯罪、保护社会。“这样一种表述,在大多数国家的刑法中是看不到的,显示了中国刑法在罪刑法定原则表达上的中国特色。”[ 转引自武玉红：《试论罪刑法定原则的“中国特色”》，载《政治与法律》，2002年第2期。]第二层面是“消极的罪刑法定原则”，即“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与罪行法定原则的经典表述一致，表达了刑法限制国家刑罚权，保障人权的功能。按照这一观点，我国的罪刑法定原则，首先是“要定罪，要处罚”，其次才是“不定罪，不处罚”。笔者认为，对于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两点论”观点有待商榷：
　　（一）“两点论”背离了罪刑法定的基本内涵
　　罪刑法定原则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为了限制国家刑罚权的滥用，实现刑法正义，保障公民自由的。根据理论上的通说，罪刑法定原则最初体现在英国1215年由英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中。该宪章第三十九条规定：“不经适合其身份的合法审判和国家法律，任何人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或不得被驱逐、施暴和被剥夺法律保护。”从实质上说，它仅仅是维护封建制度的产物，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罪刑法定原则，但它无疑开创了限制王权和保障人权方面的先河。其后，英国通过的1628年《权利请愿书》、1688年《权利法案》、1679年《人身保护法》都从不同角度使罪刑法定思想得到了巩固。随着英国殖民主义的发展和扩张，罪刑法定原则被带到了美洲大陆，并在1776年的《权利宣言》以及1787年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中得到体现。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法国人更是在著名的《人权宣言》中对其做了明确的规定——“在绝对必要的刑罚之外不能制定法律，不依据犯罪行为前制定且颁布并实施的法律，不得处罚任何人。”在《人权宣言》的指引下，1810年法国刑法典第4条明确规定：“没有在犯罪行为时已明文规定刑罚的法律，对任何人不得处以违警罪、轻罪或重罪。”这条规定，被认为是罪刑法定原则最直接的刑法渊源，给欧洲各国乃至全世界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制度带来了深远影响。
　　另外，一般认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等人提出的“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和“三权分立和制衡”等学说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渊源之一。而这些学说观点反映在刑事法方面，则表现为针对封建社会的罪行擅断，提出罪刑法定原则，“通过严格限制国家刑罚权的无端发动来实现对国民权利与自由的保障”。[ 付立庆：《善待罪刑法定———以我国刑法第三条之检讨为切入点》，载《法学评论》2005年第3期。]众所周知，国家的权力具有天然的扩张性，刑罚权亦是如此，因此就必须对国家刑罚权进行限制，要求司法机关必须严格依照实现制定并实施的法律的明文规定定罪处罚，不能超越法律规定，更不能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给人的行为定罪判刑。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无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还是从其产生的思想渊源上看，限制刑罚权、防止司法擅断、保障人权始终是罪刑法定原则的精髓和本质所在。而从它的基本内涵——“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中，我们同样可以得出，罪刑法定原则从未产生过所谓的“积极扩张机能”，它的功能只可能是消极的、限制性的。
　　（二）从历史解释的角度分析，我国刑法第三条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双向表述，并不意味着所谓中国特色的“两点论”理解是正确的。
　　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刑法第三条确实对罪刑法定原则做了正反两个方面的表述：“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而这也是“两点论”最有力的支撑。但是，据付立庆学者的考证，罪刑法定原则并不是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双向的表述方式。1995年8月8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修改小组起草的刑法“总则修改稿”(以下简称95修改稿)中，只拟了一条刑法的基本原则，即罪刑法定原则。95修改稿的第三条是这样表述的：“对于行为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不得定罪处罚。”这样的规定与罪刑法定的传统表述完全一致。而从这以后一直到1996年10月10日以前，历时一年有余，虽然这一条的规定在表述上以及定位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从未出现所谓的“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的表述。直至1996年10月10日法工委的刑法修订草案同时也是征求意见稿中，关于“罪刑法定”的规定被放在了第二章“犯罪”之中，草案第十一条与原来的相应规定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即：“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第一次正反两个方面进行了双向表述。到了两个月之后的1996年12月中旬，法工委的刑法修订草案把关于“罪刑法定”的规定重新请回到第三条；而文字表述，则沿用了10月10日稿的双向表述方式。随后的几次修订草案都当然地延续了上面的双向规定的表述，并且，最终在1997年3月14日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条中，上面的这种双向表述方式被正式确认下来。[ 参见付立庆：《善待罪刑法定———以我国刑法第三条之检讨为切入点》，载《法学评论》2005年第3期。]笔者认为，从单向表述方式向双向表述方式的转变，是立法者力求刑法条文的完整和全面的结果，仅仅是立法技术层面的问题。诚然，这样的修改存在不妥之处，容易使人产生误解，所谓的“两点论”观点也由此产生，但这绝不是立法者的本意。
　　（三）“两点论”是“将刑法的机能与罪刑法定原则的机能混为一谈”[ 刘宪权、杨兴培 著：《刑法学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第27页。]
　　刑法的机能是保护机能和保障机能的统一，它是通过刑法的构成要素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加以体现的。而罪刑法定的机能有且只有一个，即“对行为人个人基本权利的保障机能”[ 同上]显然，“两点论”是混淆了刑法机能与罪刑法定机能的界限，将刑法的机能强加于罪刑法定机能之上。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罪刑法定原则是通过消极地限制刑罚权以积极地保障人权，不应该也不可能包含“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所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罪刑法定原则的“两点论”的观点明显偏离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也不是立法者的本意，是不可取的。
　　二、有利于被告人——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
　　我们知道，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是限制国家公权力，尤其是刑罚权的滥用，保障人权。而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与原告人（主要是代表国家行使职权的公诉人）之间的地位不可能像民事诉讼那样是平等，二者的力量对比悬殊，被告人无疑处于弱者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强调对被告人的利益进行保护，其合法权益必然受到侵害。”所以，“有利于被告人”即为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所在。就我国刑法而言，“有利于被告人”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否定类推定罪
　　类推适用是指通过比较分析“法律明文规定的事项”与“法律无明文规定的事项”二者之间的共同或者相似要素，将前者适用于后者的一种法律适用方法。[ 曲新久 著：《刑罚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4页。]具体到刑法中，就是将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案件事实比照刑法规定的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量刑。类推定罪无疑是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悖的一种法律适用方法，它使得一般人无法预测自己的行为会产生怎样的法律后果，同时也增大了司法工作人员恣意擅断的可能性，进而导致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随时可能遭受被侵害的危险。而在我国，1979年《刑法》是肯定类推定罪的，其七十九条规定，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刑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但1997年，新《刑法》明确将最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同时取消了类推定罪制度，这无疑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一大进步，同时也体现了罪刑法定的精神。
　　（二）刑法效力不溯及既往
　　这一原则要求行为实施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行为，虽行为实施后的法律认为是犯罪行为，也不能依据行为实施后的法律认定为犯罪和加以处罚。[ 刘宪权、杨兴培 著：《刑法学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第30页。]但是，如果行为实施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而行为实施后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则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换言之，对于被告人不利的法律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而对于被告人有利的法律则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我国《刑法》第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即“从旧兼从轻”，这充分体现了有利于被告人的根本精神。
　　（三）排斥习惯法
　　《刑法》第三条：“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里的“法律”，只能是由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均不能规定犯罪与刑罚。也就是说，我国刑法必须以制定法，而且是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成文法为依据，习惯不是刑法的渊源。当然，习惯归于刑法的解释与适用具有重要之参考意义，但绝不可直接适用。这就从根本上对国家司法工作人员恣意擅断、滥用刑罚权进行了规制，从而保障被告人的人权。
　　（四）禁止绝对不定期刑
　　绝对不定期刑是指刑法只规定什么行为是犯罪而不规定具体如何处罚。[ 曲新久 著：《刑罚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6页。]这就使得被告人的人身自由被恣意地剥夺。而禁止绝对不定期刑，则要求刑法条文中应当规定刑罚的种类和幅度。我国刑法分则条文中，对各种具体犯罪都规定了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在法定刑相对确定的范围内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裁判一个相对合理的确定的刑罚予以宣告。这样一方面保证了刑罚的法定刑，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另一方面使得被告人对自己所犯罪行和因此所应承担的刑罚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
　　结束语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三大基本原则中最为重要也最彰显刑法魅力的原则，我们必须对它基本含义和基本精神从根本上进行全面而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只有这样，刑法才能“成为捍卫善良人和犯罪人权利的‘大宪章’”[ 武玉红：《试论罪刑法定原则的“中国特色”》，载《政治与法律》，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