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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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贵州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条例
　　　　　　　(2005年7月30日贵州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以下简称《选举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接选举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和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选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必须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切实保障选民和代表行使选举权利。
　　第三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设区的市、自治州和地区所辖的县、自治县、市、特区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市、州所辖的县、自治县、市、区、特区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特区（以下简称县级）和乡、民族乡、镇（以下简称乡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
　　第四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黔部队，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选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第五条 每一选民或者代表在一次选举中只有一个投票权。
　　第六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当具有广泛性和先进性,工人、农民、妇女、知识分子、党外人士在代表中应当占有适当比例，妇女代表的比例应当逐步提高。
　　少数民族代表的比例应当按照法律规定予以保证。聚居的人口特少的民族，至少应当有一名代表参加当地的人民代表大会。
　　归侨、侨眷人数较多的地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应当有适当名额的归侨、侨眷代表。
　　第七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经费，列入当年本级财政的专项预算；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经费，由上级财政适当补贴。

　　　　　　　　　　　　　　　　　　第二章　　　选举工作机构

　　第八条 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指导本行政区域内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选举的日常工作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代表工作部门负责。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地区工作委员会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托，指导本行政区域内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
　　第九条 县乡两级设立选举委员会，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县级选举委员会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乡级选举委员会受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选举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选举工作的具体事务。
　　县级选举委员会设主任1人，副主任1至3人，委员11至13人，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
　　乡级选举委员会设主任1人，副主任1至2人，委员5至7人，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由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
　　民族自治地方的选举委员会中应当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选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同步换届选举时，乡级选举委员会受县级选举委员会委托，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
　　第十条 县乡两级选举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在乡镇和城市街道或者其它单位（包括较大的企业事业组织、机关、学校等）设立选举指导办公室，作为派出机构，负责指导辖区内的选举工作。必要时可以在选区内设立选举工作小组，负责选区选举的具体工作。
　　第十一条 县乡两级选举委员会的职责：
（一）宣传和执行《选举法》、《若干规定》和本条例等法律法规，解答有关选举工作中的问题;
　　（二）制定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方案，培训选举工作人员，部署和检查指导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
　　（三）划分选举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区，分配各选区应选代表的名额；
　　（四）进行选民登记，审查选民资格，公布选民名单，印发选民证；受理对于选民名单不同意见的申诉，并做出决定；
　　（五）组织各选区选民提名、推荐、协商代表候选人，汇总并公布代表候选人名单、简历，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和公布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
　　（六）规定选举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日期和地点；
　　（七）组织各选区选民投票选举代表，确定选举结果是否有效，公布当选代表名单，核发当选代表通知书；
　　（八）受理对选举中违法行为的检举和控告；
　　（九）管理选举经费；
　　（十）向上级报告选举工作情况，总结选举工作经验，对选举工作文书、资料进行整理和归档。

　　　　　　　　　　　　　　　　第三章　　　代表名额的确定和分配

　　第十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按照《选举法》的规定确定：
　　（一）省的代表名额基数为350名，每15万人可以增加1名代表；
　　（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代表名额基数为240名，每2万5千人可以增加1名代表；
　　（三）县级的代表名额基数为120名，每5千人可以增加1名代表；
　　（四）乡级的代表名额基数为40名，每1500人可以增加1名代表；人口超过9万的乡、民族乡的代表总名额不得超过100名；人口超过13万的镇的代表总名额不得超过130名。
　　按照前款规定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基数与按人口数增加的代表数相加，即为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总名额。
　　聚居的少数民族多或者人口居住分散的县、自治县、乡、民族乡，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代表名额另加5%。
　　第十三条 设区的市、自治州和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具体名额，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选举法》和本条例的规定确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乡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具体名额，由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选举法》和本条例的规定确定，报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省人大代表工作部门备案。
　　第十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总名额经确定后，不再变动。如果由于行政区划变动或者由于重大工程建设等原因造成人口较大变动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总名额依照《选举法》的规定重新确定。
　　第十五条 省、自治州、县、自治县、特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在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中，人口特少的乡、民族乡、镇，至少应当有代表1人。
　　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当多于市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
　　第十六条 县、自治县行政区域内，镇的人口特多的，或者不属于县级以下人民政府领导的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人数在全县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大的，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同镇或者企业事业组织职工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之比可以小于四比一直至一比一。具体分配时，由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同有关单位协商确定。
　　第十七条 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的分配，由本级选举委员会根据当地人口分布状况和民族构成情况自行确定。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中分配给当地驻军的名额，由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同当地驻军领导机关协商确定。

　　　　　　　　　　　　　　　　　　　第四章　　　选区划分

　　第十九条 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分配到选区，按选区进行选举。
　　选区的大小，按照每一选区选1至3名代表划分。
　　第二十条 城镇各选区每一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当大体相等。农村各选区每一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当大体相等。
　　第二十一条 选举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区划分：农村可以几个村联合划为一个选区；人口多的村或者人口少的乡、民族乡、镇，也可以单独划为一个选区；城镇可以按照街道办事处或者居民委员会管辖的范围划分选区，也可以根据情况按照行业和系统划分选区；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组织根据情况可以单独划为一个选区，也可以几个单位或者邻近的单位、居民委员会联合划为一个选区。
　　选举乡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原则上以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为单位划分选区。乡级的直属单位、企业事业组织可以单独划分一个选区，也可以与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联合划为一个选区。
　　第二十二条 驻在乡、民族乡、镇的不属于县级以下人民政府领导的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可以只参加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不参加所在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第五章　　　选民登记

　　第二十三条 选民登记按选区进行。选民一般应当在本人工作单位或者户口所在地的选区登记。
　　经登记确认的选民资格长期有效。每次选举前对上次选民登记以后新满18周岁的、被剥夺政治权利期满后恢复政治权利的选民，予以登记。对选民经登记后迁出原选区的，列入新迁入地选区选民名单；对死亡的和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从选民名单上除名。
　　计算选民年满18周岁的年龄，从出生日至本级选举委员会确定的选举日为止。选民出生日期的确认，以身份证为准，未办理身份证的，以户口簿为准。
　　第二十四条 每一选民只能在一个选区进行登记。选民按照下列规定登记：
　　（一）农村村民、城镇居民，一般在户口所在地的选区登记；
　　（二）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在其工作单位或者选区登记；
　　（三）普通高等院校、中专学校及技工学校的学生，在所在学校的选区登记，学校进行选民登记应当避开假期；
　　（四）离退休干部、职工在户口所在地登记，也可以在原工作单位或者现居住地登记；
　　（五）出国探亲、学习、讲学、访问、考察、援外等工作人员和留学生应当在原单位或者原户口所在地登记；
　　（六）户口不在现居住地的人员，凭户口所在地选民资格证明，可以在现居住地登记；
　　（七）患传染病必须隔离的人员，由选区委托专业医务人员负责组织登记；
　　（八）外出下落不明的人员，暂时不予登记；若其在选举日前返回，应当予以补办登记手续。
　　第二十五条 精神病患者不能行使选举权利的，经选举委员会确认，不列入选民名单。
　　第二十六条 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或者其他严重刑事犯罪被羁押，正在受侦查、起诉、审判的人，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在被羁押期间停止行使选举权利。
　　第二十七条 依照《若干规定》，下列人员准予行使选举权利：
　　（一）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管制而没有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
　　（二）被羁押，正在受侦查、起诉、审判，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没有决定停止行使选举权利的；
　　（三）正在取保候审或者被监视居住的；
　　（四）正在被劳动教养的；
　　（五）正在受拘留处罚的。
　　第二十八条 选民名单应当在选举日的20日以前，由选举委员会在选区或者选民小组公布。选民对于公布的选民名单有不同意见的，可以向选举委员会提出申诉，选举委员会应当在3日内作出处理决定；申诉人如果对处理决定不服，可以在选举日的5日以前向选区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在选举日前作出判决。人民法院的判决为最后决定。
　　第二十九条 选民名单公布后，在进行投票选举前，如有迁入、迁出、死亡的，应当予以补登或者除名；发现错登、漏登、重登的，应当予以纠正。

　　　　　　　　　　　　　　　　　第六章　　　代表候选人的提出

　　第三十条 省、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候选人，按选举单位提名产生。代表候选人不限于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候选人，按选区提名产生。
　　第三十一条 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单独向选举委员会或者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推荐代表候选人。选民或者代表10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推荐代表候选人以书面方式提出。推荐者应当向选举委员会或者大会主席团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
　　各政党、各人民团体、选民或者代表10人以上联名推荐代表候选人的名额都不得超过本选区或者本选举单位应选代表的名额。
　　第三十二条 选民或者代表10人以上联名推荐的代表候选人都应当列入代表候选人名单，选举委员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及任何个人都不得调换或者增减。
　　第三十三条 由选民直接选举的正式代表候选人的名额，应当多于应选代表名额三分之一至一倍；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的名额，应当多于应选代表名额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第三十四条 选民直接选举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由各选区选民和各政党、各人民团体提名推荐。选举委员会汇总后，在选举日的15日以前公布，交各该选区的选民小组讨论、协商，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如果所提候选人的人数超过本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的最高差额比例，由选举委员会交各该选区的选民小组讨论、协商，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对正式代表候选人不能形成较为一致意见的，进行预选，根据预选时得票多少的顺序，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应当在选举日的5日以前公布。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提名、酝酿代表候选人的时间不得少于2天。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将依法提出的代表候选人名单印发全体代表，由全体代表酝酿、讨论。如果提名的候选人的差额在应选人数的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以内，直接进行投票选举。如果所提候选人数的差额超过应选人数的二分之一，进行预选，大会主席团根据候选人在预选时得票多少的顺序，按照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办法确定的具体差额数，确定正式候选人名单，进行投票选举。
　　第三十六条 选举委员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向选民或者代表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推荐代表候选人的政党、人民团体和选民、代表可以在选民小组或者代表团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候选人的情况。选举委员会可以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回答选民提出的问题。但是，在选举日必须停止对代表候选人的介绍。

　　　　　　　　　　　　　　　　　　　第七章　　　选举程序

　　第三十七条 在选民直接选举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选民根据选举委员会的规定，凭选民证领取选票。各选区应当设立投票站、流动票箱或者召开选举大会进行选举。投票选举由选举委员会主持。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由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主持。
　　代表候选人不得担任本选区和选举大会的主持人、监票人和计票人。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一律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
　　在同时选举县级和乡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应当印制不同颜色的选票，分别计票。
　　第三十八条 选民直接选举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投票时间一般为1至3日，特殊情况经选举委员会批准可以适当延长，但不得超过5日。
　　第三十九条 选民如果在选举期间外出，经选举委员会同意，可以书面委托有选举权的亲属或者其他选民代为投票。每一选民接受委托不得超过3人。
　　选民如果是文盲或者因病、因残疾不能写选票的，可以委托他信任的人代写。
　　因选民居住分散、交通不便或者选民因病、因残疾不能到投票站或者参加选举大会投票的，选举委员会可以派工作人员带流动票箱登门接受投票。流动票箱的投票，必须在本选区计票前完成。
　　本条例第二十七条所列人员参加选举，由选举委员会和执行监禁、羁押、拘留或者劳动教养的机关共同决定，可以在流动票箱投票，或者委托有选举权的亲属或者其他选民代为投票。被判处拘役、受拘留处罚或者被劳动教养的人也可以在选举日回原选区参加选举。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因故没有出席会议的代表，或者在选举投票时缺席的代表，不得委托他人代为投票。
　　第四十一条 选举人对于代表候选人可以投赞成票，可以投反对票，可以另选其他任何选民，也可以弃权。
　　第四十二条 每次选举所投的票数，多于投票人数的无效，等于或者少于投票人数的有效。
　　每一选票所选的人数，多于规定应选代表人数的无效，等于或者少于规定应选代表人数的有效。
　　第四十三条 在选民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选区全体选民的过半数参加投票，选举有效。代表候选人获得参加投票选民的过半数选票时，始得当选。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代表候选人获得全体代表过半数的选票时，始得当选。
　　获得过半数选票的代表候选人的人数超过应选代表名额时，以得票多的当选。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应当就票数相等的候选人再次投票，以得票多的当选。
　　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当选代表的人数少于应选代表的名额时，不足的名额另行选举。另行选举时，根据在第一次投票时得票多少的顺序，按照本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差额比例，确定候选人名单。如果只选1人，候选人应当为2人。
　　依照前款规定另行选举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代表候选人以得票多的当选，但是得票数不得少于选票的三分之一；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另行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代表候选人获得全体代表过半数的选票，始得当选。
　　在一次选举中落选的代表候选人，不得再提名推荐为其他选区或者选举单位的代表候选人。
　　第四十四条 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选举代表时，可以在选票上标明候选人的族别，由选民和代表按照各民族应选代表名额选出各民族的代表。如果没有选出按照法律规定应该选出的少数民族的代表或者当选的少数民族代表没有达到应选的名额，应当在该少数民族代表候选人中或者该少数民族另提出的候选人中重新进行选举。
　　第四十五条 投票结束后，计票人员在监票人员监督下，核对票数，进行计票。计票结果由主持人和监票人作出记录，共同签字。
　　由选民直接选举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结果，应当于该选区投票结束的当日或者次日向本选区的选民宣布，并报本级选举委员会审核。经本级选举委员会根据《选举法》和本条例确认选举有效后，张榜公布当选代表名单。
　　由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结果，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根据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办法确认有效后，当场予以宣布。

　　　　　　　　　　　　　　　　　　第八章　　　代表资格审查

　　第四十六条 选出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或者乡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进行代表资格审查并提出审查报告，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级人民代表大会确认代表当选资格有效或者无效。
　　第四十七条 代表资格审查的主要内容：
　　（一）代表候选人的提出、确定是否符合法定程序；
　　（二）代表候选人名额是否符合法定的差额比例；
　　（三）选民或者代表联名推荐的代表候选人是否都列入了代表候选人名单；
　　（四）参加投票人数是否符合法定人数；
　　（五）当选代表是否获得法定票数；
　　（六）投票选举是否符合《选举法》的其他规定。
　　第四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证，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发。

　　　　　　　　　　　　　　　第九章　　　对代表的监督、罢免和补选

　　第四十九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受原选举单位或者原选区选民的监督。选举单位或者选民有权依法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
　　第五十条 对于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原选区选民50人以上联名，对于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原选区选民30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罢免要求。
　　罢免要求必须写明罢免的对象和理由。被提出罢免的代表有权在选民会议上提出申辩意见，也可以书面提出申辩意见。
　　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及时进行调查核实，并将罢免要求、调查材料和被提出罢免的代表的书面申辩意见印发原选区全体选民。
　　选区表决罢免代表的要求，由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派有关负责人主持。罢免代表的决议，由原选区作出。
　　第五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时，主席团或者十分之一以上代表联名，可以提出对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代表的罢免案。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或者常务委员会五分之一以上组成人员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对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代表的罢免案。罢免案必须写明罢免的对象和理由。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被提出罢免的代表有权在主席团会议和大会全体会议上提出申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申辩意见，由主席团印发会议。罢免案经会议审议后，由主席团提请全体会议表决。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时候，被提出罢免的代表有权在主任会议和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出申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申辩意见，由主任会议印发会议。罢免案经会议审议后，由主任会议提请全体会议表决。
　　罢免案所列事实不清楚的，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可以建议本次会议暂不进行表决，会后对涉及该罢免案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并根据调查结果提交下次会议审议决定。
　　第五十二条 罢免由选民直接选出的代表，必须经原选区过半数的选民通过。选民名单应当重新核实。
　　罢免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代表，必须经该级人民代表大会过半数的代表通过；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必须经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罢免的决议须报送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代表职务被罢免后，其所担任的按照法律规定必须在本级人大代表中提名选举或者任命的职务，相应撤销，由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予以公告。
　　第五十三条 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向选举他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辞职。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辞职，乡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书面提出辞职。
　　辞去代表职务的请求被接受后，其所担任的按照法律规定必须在本级代表中提名选举或者任命的职务相应终止。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予以公告。
　　第五十四条 代表在任期内，因故出缺，由原选举单位或者原选区补选。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任期内调离或者迁出本行政区域的，其代表资格自行终止，缺额另行补选。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可以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补选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补选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应当重新核实选区选民名单。在选举日的7日以前公布选民名单，5日以前公布代表候选人名单，3日以前公布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
　　补选出缺的代表时，代表候选人的名额可以多于应选代表的名额，也可以同应选代表的名额相等。补选的程序和方式,由乡级人民代表大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大会主席团依照《选举法》和本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
　　补选的代表，其任期到本届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任期届满为止。
　　第五十五条 罢免、补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采用无记名方式表决。

　　　　　　　　　　　　　　　　　　第十章　　　对破坏选举的制裁

　　第五十六条 为保障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有下列行为之一，破坏选举的，依照《选举法》的规定处理：
　　（一）以金钱或者其他财物贿赂选民或者代表，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
　　（二）以暴力、威胁、欺骗或者其他非法手段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
　　（三）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或者有其他违法行为的；
　　（四）对于控告、检举选举中违法行为的人，或者对于提出要求罢免代表的人进行压制、报复的。
　　国家工作人员有前款所列行为的，还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以本条第一款所列违法行为当选的，其当选无效。
　　第五十七条 对有本条例第五十六条所列违法行为的人，任何公民都有权检举或者向司法机关提出控告。在选举期间，可以向主持选举的该级选举委员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提出；在选举结束后，可以向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乡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违法事实一经查实，根据其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转交有关单位处理或者提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一章　　　附　　则

　　第五十八条 本条例自2005年9月1日起施行。1980年11月5日贵州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贵州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和1988年5月14日贵州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罢免和补选人民代表程序的规定》同时废止。





宋连斌 武汉大学 教授
赵正华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


关键词: 裁判文书/裁判方法/涉外民商事案件
内容提要: 我国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无论在内容方面还是在形式方面均存在许多不足，格式不统一、语言不规范等现象普遍存在。文书内容的写作上，裁判方法的运用方面问题比较突出。先决问题、对法律关系的识别、选法理由等涉外民商事案件需重点说明的问题往往在文书中缺失。造成此种问题的根源可从客观的制度因素和主观的人为因素等层面去考察。明确赋予法官释法的权力、提升法官的国际私法素养、基层法院指定专门的法官审理涉外案件可作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参考。


　 涉外案件可以更直接地让外国人感受到内国的法律环境，让国际社会感受到内国的法治状况。[1]而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作为涉外案件裁判过程及结果的载体，是涉外审判活动的综合体现，是对案件全部审判过程的客观反映和理性总结，体现了法官的办案质量、司法水平与判案能力，是国际社会了解内国司法的一个重要窗口。有关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现状的统计资料和学术分析文章很少，且仅关注获得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权的法院审理的涉外民商事案件，对未获得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权的各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涉外婚姻家庭类案件，则鲜有统计资料和学术文章予以关注。[2]对于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现存问题的根源，有的学者认为是裁判者主观上认识不到位和受制于文书的格式，制度上缺乏激励机制以及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使然。但遗憾的是，已有著述并没有进行深入分析。[3]涉外民商事案件—包括涉外婚姻家庭类案件—裁判文书在写作方面存在的问题很多，本文在综合前述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涉外民商事审判的实践经验，试图从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的形式和内容方面对现存问题做一番分析和梳理，指出造成这一现状的制度和人的因素，而后提出改进意见。

　 一、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的现存问题

　 就裁判文书形式上存在的问题而言，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普遍存在格式不统一、语言不规范现象，比如有的裁判文书标题没有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外方当事人的中文姓名或名称没有经过公证认证，也没有用其自然人身份证明或企业登记用的语言文字表述出来。[4]顺便提及的是，在涉诉外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保障方面，有的一审涉外案件裁判文书在告知当事人上诉期限时，将外方当事人上诉期限（30天）与内国当事人上诉期限（15天）混同。在对外方当事人采用公告方式送达诉讼法律文书且该外方当事人没有出庭应诉的案件中，判决书并没有交待清楚在采取公告方式送达之前，对该外方当事人已经穷尽其他的法定送达方式。[5]

　 在涉外民商事裁判方法的运用方面，存在的问题更为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越过管辖权，不对法律关系进行识别

　 部分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尤其是基层法院制作的裁判文书没有论证我国法院取得案件管辖权的依据，认为只要案件在法院立案，该法院自然就取得案件的管辖权，在案件审理阶段不再审查我国法院是否有管辖权。同时，把管辖权与准据法混为一谈，在说明法院取得管辖权的同时就径直适用法院地法即我国的实体法律裁判案件。裁判文书中普遍存在没有将案件识别为涉外案件或把一个案件定性为涉外案件的理由过于简单的现象，造成找法的理由很突兀。

　 （二）忽视先决问题

　 许多裁判文书没有对案件的先决问题作出合理分析。比如涉外离婚纠纷案件中婚姻本身的有效性，涉外合同纠纷的合同是否有效。而对这些问题的审查和分析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如果婚姻无效或合同无效，那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就应该依法予以驳回。如果跳过案件的先决问题，先入为主地认为婚姻有效或合同有效，据此得出的审判结论就有可能是错误的。同时，很多审理涉外案件的法官没有注意到先决问题的准据法和案件本身的准据法有可能不同，比如涉外离婚案件，如果婚姻本身不是在我国登记（缔结）的，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该离婚案件的先决问题即婚姻本身是否有效是要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审查的，但裁判文书中没有反映出适用该婚姻缔结地法审查婚姻是否有效的内容。

　 （三）缺乏选法理由

　 大部分裁判文书没有援引冲突规范说明选法的理由，直接适用法院地法。[6]这种做法虽然大多数时候是结果正确，但在法律推理方面却存在严重不足。即使有的涉外案件裁判文书说明选法的理由，但选法的过程往往很机械，理由也过于简单，不周延。此外，确定合同争议案件准据法时，如果当事人事前没有选择争议适用的法律，裁判文书中并没有反映出是否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审查过当事人在诉讼中是有无选法合意，就直接运用我国的冲突规范确定案件的准据法。在确定涉外侵权案件的准据法时，侵权行为地的法律无一例外地成为行为合法性和其他争议焦点（比如是否应该赔偿）的准据法。

　 我国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在识别、先决问题及选法的理由方面存在严重不足，直接影响裁判文书对公正性与合理性的宣示，同时影响判决的权威性。

　 二、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现存问题的成因分析

　 正确地界定问题才有助于正确地解决问题。对于涉外裁判文书现存问题的根源，有必要从客观的制度因素和主观的人为因素两个层面对该现状进行深入分析。

　 （一）法官业务素养、生活经验的欠缺

　 尽管专门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法官整体业务素养要高于审理纯国内案件的法官的业务素养，但由于裁判者都是生活在特定的国内法环境里，文化背景及法律意识都打上了特有的烙印。即使受过正规的法律教育，由于大多没有受过系统的涉外案件裁判方法方面的培训，实践中也难以熟练掌握并运用国际私法。[7]而冲突规范因缺乏稳定性、明确性和可预见性，给法官找法造成很大的困难：若找法的结果是适用外国法，法官很难从整体上把握该外国私法体系，也很难像适用本国法一样准确地适用外国法，导致司法实践中“回家去”的趋势愈发明显。同时，由于涉外案件的数量相比纯国内案件较少，很难引起裁判者的足够重视，加之法官自我学习的动力不足，这也是导致审理涉外案件的法官在审理涉外案件的素养方面难以尽如人意的原因之一。再者，大部分法官自身与有涉外因素的事情没有联系或联系较少，生活中也就没有这样的经验。以重庆法官为例，在重庆的工作和生活中很少遇到外国人并和他们打交道，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经验，作出的裁判就会显得很生硬。入乡随俗、客随主便的观念在裁判者的头脑中还是根深蒂固的，也很难接受法域平权之类的国际私法观念。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经验，尽管我国已有的国际私法规范和国际上先进的国际私法并无多大区别，由于这些规则往往不是内生，而是从其他国家移植或借鉴过来，即使制定法放在那里，适用起来也极有可能走样。

　 （二）司法服务需求及评价标准的提升

　 司法服务需求在数量和质量方面的提高对裁判文书的写作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使得法院的受案量剧增。由于传统纠纷解决机构（比如人民调解委员会、族长及单位等）纠纷解决功能的式微，大量本不该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涌进法院，司法服务需求在数量方面的提升造成法官人手不足。而日益增加的司法服务需求使得法官很难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如何把判决书写好，把大量凭自己的直觉得出裁判结论的裁判心理过程通过文字的形式完整地表达出来。[8]司法服务需求质量的提升，社会分化带来的道德多元、社会异质化也使法官裁判案件时面临更多的争议。为在诠释社会观念的同时不致引发社会争议，法官有时不得不对判决依据进行技术性处理，只将一部分“上得了台面”的裁判依据展示出来。[9]此外，有一点不得不提及的是，在评价我国法官的裁判文书写作水平时，还是习惯于把欧美国家的裁判文书尤其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或州最高法院、上诉法院的那些优秀判决书作为标杆，而这一点往往容易被忽视。

　 （三）法官释法的制度瓶颈

　 在我国，造法的工作严格归属于立法机关，法官的任务仅仅是负责适用法律。尽管适用法律总会有解释，有推理，甚至有某种程度的创造，但是其推理形式相对简单，且更多是一种演绎的方式。我国的司法体制倾向于把法官打造成自动售货机，法官只是一个纠纷解决者，而不是规则确定者，而且并不总是用规则解决纠纷。同时，法官—尤其是一审案件的法官—是在用裁判的方式解决纠纷，而不是用裁判的方式确定规则，因而导致其没有动力花费很大的精力在判决书的写作上。一个经验的判断就是，当事人争议较大且有可能上诉的判决，判决书往往写得比较仔细，论理也充分得多。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原因就在于裁判文书的受众—包括二审案件的承办法官—有这个需要。一审案件的承办法官需要论证周延，以防被二审法院改判。现有的司法体制也促使法官不注重运用裁判方法释法，因为这会增加裁判风险。[10]如果不对案件说理同样能作出裁判且不会受到追究，法官何必去冒险。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在排除合同争议案件中当事人协商选法的情形后，法官在审理涉外案件时用法的顺序是国际条约、内国法或外国法、国际惯例。经冲突规范指引适用内国法后，遇到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是常有的事情。若案件系涉外商事纠纷，通过适用商事惯例是能够解决的。但遇到涉外婚姻家庭类案件、涉外侵权类案件，则很少有国际惯例可供适用。这种情况下，裁判者遇到的问题和审理纯国内案件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11]实践中的具体做法就是依据法院系统内部就此类问题形成的指导性意见（司法解释除外）作出裁判，而这样的指导性意见没有上升为法律，甚至永远也不会上升为法律，因为这样的问题或者很琐细，或者本身就是我国社会转型中遇到的过渡性问题。[12]比如外国人在我国境内发生交通事故时残疾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问题，现有的法律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只是规定纯国内案件受害人的赔偿标准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或者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收入状况等予以确定。如果一个美国人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发生交通事故，按照那里的居民生活水平和收入状况，赔偿标准不但低于美国的赔偿标准，甚至低于国内其他一般地区的标准。对来自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外国人确定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时，司法实践中形成的一致看法是不论交通事故发生于何处，均参照深圳市居民生活水平和收入状况予以确定，但这种意见并不是制定法（包括司法解释），无疑会增加裁判者释法的难度。

　 此外，职权主义审判模式与法官释法密切相关。这种模式一方面导致大量并不复杂的案件进入诉讼程序，而这其中的绝大多数案件并没有多少论证价值；另一方面，法官依据职权主动查明案件事实，当事人在案件事实方面的争议就会小些，适用法律方面的争议往往也会很小，裁判中说理的成分自然就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