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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部


关于印发《建设部关于在建设系统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规划》的通知



建法[2006]134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及有关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现将《建设部关于在建设系统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规划》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情况，认真组织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六年六月九日

建设部关于在建设系统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规划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的《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规划》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的要求，结合建设系统实际，特制定建设系统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规划。
　　一、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工作原则

　　“五五”普法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建设事业“十一五”规划目标，按照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建设系统依法行政实施意见的要求，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大力推进依法治理，坚持法制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坚持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结合，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事业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五五”普法工作的主要目标是：适应建设事业发展的大局，适应建设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对法律知识的现实需求，通过深入扎实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和法治实践，进一步提高各级建设主管部门领导干部依法决策和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公务员队伍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确保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进一步增强各级建设主管部门依法治理的自觉性，提高依法管理和服务社会的水平；进一步增强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诚信守法观念和社会责任意识，提高依法经营和依法管理能力；进一步提高公民特别是建设领域农民工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了解和掌握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解决矛盾纠纷的法律途径和法律常识。

　　“五五”普法工作应坚持以下原则：

　　——坚持为建设系统的中心工作服务。紧紧围绕建设事业“十一五”规划目标和建设系统中心工作，安排和落实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各项任务，服务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于建设事业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坚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从建设领域存在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出发，开展有针对性的法制宣传教育，宣传教育形式要为群众喜闻乐见，保障群众的要求、愿望得到及时反映，在服务群众中向群众普及法律知识。

　　——坚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断创新。研究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普法工作的新要求，探索建设系统法制宣传教育和依法治理的内在规律，探索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有机结合的新途径，转变思想观念，增强工作主动性，创新工作形式。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各级建设主管部门要在认真分析本地区、本行业特点的基础上，确定法制宣传教育的重点，制定切实可行的年度工作计划，提高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主要任务

　　（一）深入学习宣传宪法。学习宣传宪法，是法制宣传教育的基础性、根本性和重点工作。要在建设系统进一步形成学习贯彻宪法的热潮，进一步学习党和国家关于民主法制建设的理论、方针和政策，进一步学习宣传国家的基本法律制度，使建设系统广大干部职工进一步掌握宪法的基本知识，忠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权威，提高宪法意识，培育民主法制观念、爱国意识和国家安全统一意识。各级建设主管部门都要按照宪法的要求，审视、检查自己的工作是否认真贯彻了宪法的根本原则，是否忠实履行了宪法赋予的职责；按照宪法的要求，切实解决建设领域影响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

　　（二）深入学习宣传规范政府共同行为的相关法律法规。要进一步加强《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国家赔偿法》、《公务员法》等规范政府共同行为法律法规的学习，使各级建设主管部门的干部职工牢固树立依法行政的观念，强化责任意识，转变职能，转变管理方式，转变工作作风。要积极向群众宣传规范政府共同行为的法律法规，全面推行政务公开，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

　　（三）深入学习宣传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相关法律法规。要加强《城市规划法》、《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的宣传教育，提高城乡规划的科学性，严格规划和建设管理，充分发挥城乡规划在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要加强建筑节能、城市节水、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风景名胜区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宣传教育，牢固树立节约资源和环境友好的观念，把节能节地节水节材作为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重要目标，健全相关工作机制，落实节约资源的责任，加大执法力度，并且常抓不懈，切实抓出成效。

　　（四）深入学习宣传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要大力开展城市房屋拆迁、物业管理、住房公积金、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出租汽车管理、信访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的保护群众合法权益意识和安全生产意识。开展“学法律、讲权利、讲义务、讲责任”的宣传教育活动，引导公民依法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依法解决各种矛盾和纠纷，促进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形成崇尚法律、遵守法律、依法办事的社会风尚，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

　　（五）深入学习宣传规范房地产市场和建筑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要加强《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建筑法》、《招标投标法》、《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加强契约自由、公平竞争、诚实信用等市场经济基本法律原则和制度的宣传教育，加强诚信体系建设。深入开展整顿房地产交易环节违法违规行为的法制宣传教育，加强房地产开发建设全过程监管，为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和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服务。深入开展以打击规避招标、假招标、转包和违法分包为重点的整顿和规范建筑市场的法制宣传教育，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促进清理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建立规范建筑市场的长效机制。要将法制宣传教育与治理商业贿赂等专项工作结合起来，通过法制宣传教育，促进工程建设、市政公用事业产权交易等重点领域的商业贿赂治理。

　　（六）坚持法制宣传教育和法治实践相结合，深入开展依法治理。各级建设主管部门应认真制定依法治理规划，确定阶段性工作计划，明确责任，认真组织实施。要积极探索推进行业依法治理的实践形式，鼓励公民积极参与公共管理，促进依法行政和依法管理。

　　认真贯彻《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健全依法行政各项制度，依法规范行政程序，强化行政行为监督。要进一步完善建设行政执法责任制、行政执法资格认证制、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制和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建设行政执法体制。推行建设行政执法责任制示范文本，建立建设部行政执法责任制重点联系单位制度，开展依法行政示范单位创建活动。要围绕城市房屋拆迁、房地产市场调控、出租汽车管理、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等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深入开展专项治理活动。

　　（七）组织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主题活动。各级建设主管部门要结合实际，开展法制宣传教育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活动，在建设系统掀起学法用法的热潮。要将“法律进工地”主题活动作为建设系统“五五”普法的重要内容，积极开展针对农民工的法律宣传、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引导农民工学习法律知识，遵纪守法，逐步提高农民工的法律素质，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继续做好“12•4”全国法制宣传日宣传教育活动，集中开展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制宣传教育。

　　三、对象和要求

　　（一）加强领导干部法制宣传教育，着力提高依法执政能力。各级建设主管部门的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用法，不断提高依法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能力，规范决策、管理和服务行为。要大力推进领导干部法制教育制度化、规范化，继续坚持和完善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法制度、领导干部法制讲座制度、法律知识年度考试考核制度、法律顾问制度和重大决策前的法律咨询审核制度。各级建设主管部门要把领导干部学习法律知识和考试考核结果以及学法用法情况，作为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和领导干部任免、晋升、奖惩的重要依据。对于不学法、不懂法的干部，不能提拔重用。要积极推行领导干部法律知识任职资格制度。各级建设主管部门的干部院校要把法制教育纳入教学计划和培训规划，加强法制课程建设。

　　（二）加强公务员法制宣传教育，着力提高依法行政能力。要培养公务员树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的观念。在公务员录用中，要注重测试应试人员掌握法律知识的水平和运用法律知识的能力。继续推进公务员年度法制学习培训和考试工作。公务员每年自学法律的时间不得少于40小时。各级建设主管部门对公务员学法用法情况要定期检查，同时列入年度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公务员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参加通用法律法规的考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公务员参加建设专业法律知识考试，考试成绩登记在《国家公务员培训证书》上，作为公务员年度考核、任职、定级和晋升职务的重要依据。考试不合格者，当年年度考核不得评为优秀等次。

　　（三）加强行政执法人员法制宣传教育，着力提高依法行使公共权力的能力。建设行政执法人员应当熟练掌握和运用与执法工作相关的公共法律法规和建设专业法律法规，按照法定程序执法，合理使用自由裁量权，确保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建设行政执法人员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持有执法证件。申领执法证件，应当经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主管部门组织实施的建设专业法律法规知识培训考试。考试不合格的，有关部门不予核发执法证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主管部门每年要对行政执法人员进行新颁布的建设专业法律法规的培训考试，考试不合格的，暂停其执法活动；补考不合格的，由有关部门收回执法证件或者公告作废。

　　（四）加强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法制宣传教育，着力提高依法经营、依法管理能力。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注册建筑师、注册工程师、房地产估价师等专业技术人员应当掌握与本职工作相关的建设法律法规，提高依法经营管理水平和执业水平。各级建设主管部门要采取多种形式，结合企业管理工作需要，开展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法制教育和培训，努力培养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树立诚信守法、依法经营、依法办事的观念。各专业资格考试委员会在进行执业资格考试时，应当把相应的法律法规列入考试内容，法律知识的考试内容应当不少于考题的四分之一。注册执业人员继续教育要有一定比例的法律知识内容。

　　（五）加强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着力提高农民工法律素质。按照“谁用工、谁负责”的原则，明确建设领域用工单位对农民工进行法制宣传教育的责任，用工单位要将农民工法制教育作为本单位法制宣传教育的重点内容，建立农民工学法用法制度，对农民工进行安全生产、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会及民主管理方面的法制宣传教育，满足农民工的学法需求。各级建设主管部门在加强面向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与法律服务的同时，要加强对用工单位学法用法工作的指导和监督，继续探索开办民工学校，创新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的途径和形式。

　　四、工作步骤和安排

　　建设系统“五五”普法规划从2006年开始实施，到2010年结束。共分三个阶段：

　　宣传发动阶段：2006年上半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制定“五五”普法规划，并报建设部备案。各级建设主管部门要做好“五五”普法的宣传动员工作，广泛动员，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建设部将对“四五”普法所用教材进行修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主管部门也应结合本地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编写适合本地区使用的补充教材，并报建设部备案。

　　组织实施阶段：2006年下半年至2010年。各级建设主管部门每年要制定法制宣传教育的年度计划，突出年度工作重点，对本部门、本系统的法制宣传教育和依法治理工作作出具体安排，认真组织实施，确保“五五”普法规划全面贯彻落实。2008年建设部将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主管部门实施本规划的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并组织各地交流经验。

　　检查验收阶段：2010年。按照本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和要求，在各地自查的基础上，由上级建设主管部门组织考核验收，并对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

　　五、组织领导和保障

　　（一）加强领导，健全普法工作机制。各级建设主管部门都要高度重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切实加强对“五五”普法工作的领导，健全各级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明确领导职责，建立和完善领导小组定期会议、年度工作汇报、工作督查等制度；要建立健全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具体负责“五五”普法规划的组织实施工作，面向社会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要安排“五五”普法专项经费，保证普法工作的正常开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主管部门要尽力解决基层法制宣传教育在人员、教材、经费、设施等方面的困难，努力创造良好的法制宣传教育条件；要将法制宣传教育纳入本行业、本单位的目标管理责任制，做到有部署，有检查，有落实，力戒形式主义，讲求实效；逐步建立法制宣传教育评估考核机制，完善评估考核指标体系；建立健全激励监督机制，开展“五五”普法规划实施的年度和阶段性考核工作，开展法制宣传教育表彰奖励工作。

　　（二）加强法制宣传教育队伍建设。各级建设主管部门要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者学习培训活动，提高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者的政治、法律素质和业务能力；建立法制宣传教育人才资源库，吸纳社会法律人才，动员和依靠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进一步发挥法制宣传教育讲师团的作用。

　　（三）创新和丰富法制宣传教育形式。各级建设主管部门要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等新闻媒体，开展形式多样的、生动活泼的法制宣传教育。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各级建设主管部门网站要努力成为群众学习法律知识、获得法律教育的有效途径。要积极开展法律咨询、法律知识竞赛、法律援助、图片展览等活动，在公园、风景名胜区、地铁及公交车站等公共场所建立固定和流动的法制宣传设施，利用“12319”热线等形式，为人民群众提供方便快捷的法律服务。



　　以不作为形式实施的危害社会行为构成犯罪的称为不作为犯。作为义务是构成不作为犯的前提要件，准确界定作为义务来源的类型，对于正确认定不作为犯具有重要意义。

　　一、不作为义务来源的基本理论存在的问题

　　通说将作为义务来源分为四种: 一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作为义务。 二是职务或业务要求的作为义务。三是法律行为产生的作为义务。四是先行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由于对不作为犯义务来源的分类没有与不作为犯的类型结合起来，一般认为上述四种不作为义务来源在不作为犯的所有种类中都可以适用，为此，有人提出以公序良俗作为认定纯正不作为犯义务来源等有争议的问题，致使不作为犯界限不断模糊，准确地判断作为义务是否存在仍然是有较大的困难。

　　在理论上根据刑法规定的行为类型和实际犯罪行为的类型两个标准，把不作为犯分为纯正不作为犯和不纯正不作为犯，这种分类是建立在法定的行为样态和实际的行为样态基础上的，而没有从作为义务的来源角度进行考虑。行为样态确实是纯正不作为犯与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一个区分点。但必须指出的是，从行为样态界分二者仍然是一种表象的或者浅层次的界分，并未触及问题的实质所在，即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来源。法律之所以要求行为人对其身体相对的消极静止或“不为”状态承担刑事责任，主要是因为行为人在当时负有积极实施特定行为的义务。行为人当为而不为，即违反了作为义务，是行为人为其不作为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本原因。因此，对于不作为犯刑事责任的确定，最为关键也最为本质在于确定其作为义务的来源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相关原理来看，事物的本质是一事物区别他事物的规定性，事物的本质通过属性得以表现，把握事物的本质是认识的基础，也是实践的起点。据此，对纯正不作为与不纯正不作为的理论界分，应当将视角向纵深延伸至不作为犯的本质层面，即作为义务的来源层面。因此，纯正不作为犯与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真正区别或实质区别便不在于作为义务面前行为样态是否本来就是纯粹消极不为本身，而在于作为义务来源上。也只有正确把握作为义务的来源，才能准确认定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构成，实现准确定罪。

　　二、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

　　所谓纯正不作为犯，是指只能通过消极不为而始能构成的犯罪，如我国刑法规定的拒不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和国外刑法规定的见危不救罪等。

　　纯正不作为犯的本系没有实施任何危害行为，其实际行为样态为“无”。立法之所以强令行为人承担某种义务而使其在不承担该义务时便构成不作为犯，实则出于某种功利的考虑，尤其是出于政治功利的考虑。为保证国民预期合理性和社会的安定性，基于刑法谦抑性的考量，刑法立法不能轻易对不作为犯，特别是纯正不作为犯予以规制。在此方面，见危不救罪至今还没有为我国立法确认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在见危不救的场合，课以不特定人员以救助义务，一方面淡化了十几具有救助责任人的义务承担，不符合社会分工的原则，同时，也过多地限制了公众的行为选择权利。因此，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于法律规定，亦即纯正不作为犯应被看成是法定不作为犯。这里所说的法律规定，通常是指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如对于已经涉嫌犯罪的税收违法案件有关税收工作人员有意不将其移送司法机关而成立不移送刑事案件罪这样的场合，税收工作人员的移送义务来自税法的有关规定。当然，有时也指刑法的直接规定，如拒不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刑法条文直接赋予知情者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的作为义务。纯正不作为犯的法定性，是指刑事立法直接将某种不作为规定为犯罪，如拒不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 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的法定性，则是指在其他非刑事法律中规定了某种作为义务，如税法规定税收工作人员有将涉嫌犯罪的税收违法案件移送司法机关的义务。

　　纯正不作为犯的法定性及其作为义务来源的法定性，正如考夫曼反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前行为保证人类型的理由所说明的那样: “第一，他认为前行为保证人类型的法理结构误植于因果作用上，变成一种习惯法上的法义务; 第二，前行为的义务类型可以经由立法成为一种法定的，而不是习惯法上的法义务，但违背此种义务只能成立纯正的不作为犯，因为前行为后的不作为不能和作为等价，光是因为前行为可能造成结果发生的危险，还不足以成为一个独立的保证人类型，除非再加上其他能满足等价性要求的条件类型。”考夫曼的理由对于我们把握纯正不作为犯的法定性及其作为义务来源不无启发: 纯正不作为犯，实质上就是法定的不作为犯，而纯正不作为犯的法定性则最终来自作为义务本身的法定性，但这里的法不是习惯法而是制定法。

　　提出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自法律的规定，意味着公序良俗是不能成为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的。 这是因为公序良俗更多的是道德性的直接说明。当代西方著名的法哲学家哈贝马斯就曾对有关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差别发表过深刻的见解。他认为，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差别体现在: 首先，二者的作用方式不同。道德虽然具有调节行为的作用，但它本质上是一种知识，一种道德辨别能力和看待问题的方式。他的约束力诉诸社会舆论和个人良心。而法律则既是知识又是制度，它依靠体制化的强制和武力制裁来保障实施; 其次，二者的产生方式不同。道德作为知识体系是自然成长起来的，而法律作为知识体系则是理性制定出来的; 再次，二者的调整主体不同。道德侧重于调节自然人之间的关系和冲突，而法律则调整特定群体中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和冲突; 最后，二者的适用范围也有所不同。一般地，道德没有边界和国家，但法律的适用范围通常是特定的国家、地区或共同体”。而法律与道德的上述区别使得一旦将道德义务作为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则将如有学者指出:“首先，它将导致认知负担上的加重。

　　诚然，在一个熟人共同体中，对于一些道德原则的理解，人们并不会产生理解上的争议，但在复杂的现代社会，高度抽象的道德原则一旦针对不同的具体情境，就会使人们在认知上发生困难。以道德义务作为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无疑将大幅度增加公众的道德认知负担。这对于节奏不断加快的现代社会显然是较难接受的。其次，它将导致行为期待上的不可靠。法律通常不问动机而重视行为，但在道德领域，动机不仅至关重要而且极为不确定。道德的这种动机的不确定性，使得其施行端赖个人良心的省思和自我意志力的把持，而这无疑将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期待变得不可靠。最后，它将导致义务归属上的困难。法律的效力不是依靠个人的道德判断，而是法律背后的组织权力，因而它可以解决由当事人的法律义务所产生的大量问题。但在现代社会，道德通常缺乏体制性的保障，其监督施行只能诉诸公众舆论的谴责和社会压力，故以道德义务作为纯正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来源，将导致义务归属上的困难。”可见，公序良俗是难以构成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的。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即便是有的公序良俗确实重要到必须用刑法来加以维护的程度，如见死施救，那也必须通过法律规定而将其由道德或习惯上义务而上升为法定的义务。在这方面的例证，如德国刑法第323条作出了一般人助义务的规定，而该规定是纯正不作为犯的规定。所以，将公序良俗本身直接作为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将招致刑法的谦抑性或最后手段性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的反对。与法律在作用方式、产生方式、调整主体以及适用范围等方面的显著区别，已经使得公序良俗难以构成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因为纯正不作为犯毕竟也是一种“法律”现象; 当道德作为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又有着学者所指出的诸多弊端，则公序良俗便更难以构成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了。公序良俗不能构成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是符合刑法的谦抑性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在要求的。

　　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应具有法定性，而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应在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之外，即职务业务行为、法律行为或者地位、先行行为产生的作为义务不能成为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先行行为人的保证人类型是先行行为作为义务的主要理论基础，但学术上对先行行为保证人类型的“确信”是来自对其理论依据的“盲信”，而实务上对前行为保证人类型的“确信”则是来自对以恶制恶的“迷恋”，所招致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比起能够解决的问题更多，因此，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前行为保证人类型应予否定，那么，先行行为是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也应予以否定。对于特定的职务或业务行为与特定的法律地位和法律行为，当立法强行规定行为人负有防止之危害结果义务时，期作为义务已经法定化了，则所成立的仍然是纯正不作为犯。因此，对于纯正的不作为犯，法定义务以外并无其他作为义务的来源。根据不作为犯罪的类型确定其构成犯罪的义务来源，对于避免认定不作为犯罪扩大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

　　所谓不纯正不作为犯，是指通过不作为来实现本可通过作为来实现的犯罪。不纯正不作为犯非法定不作为犯，即作为义务非来自法律规定的不作为犯。当法律的规定构成了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构成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的则只可能有三类，即特定的职务或业务行为、特定的法律行为和先行行为。特定的职务或业务行为与特定的法律行为如契约行为表明行为人已经肩负起某种义务，故视为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当无疑问。先行行为构成作为义务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

　　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前行为人保证类型的组合及其招致的问题，有学者将前行为保证人类型构想出如下8 种组合: 1．故意作为侵害法益+ 故意不作为，所侵害的法益不同。如放火烧他人的房子，当听到有人呼救，为怕暴露行藏而看着被害人被烧死。2．故意作为侵害法益+ 过失不作为，所侵害的法益不同。如甲出于避免妻乙知其秘密访客而将其迷倒，欲待访客走后叫醒乙，而乙却因甲回来太晚身亡。3． 故意作为侵害法益+ 故意不作为，所侵害的法益相同。如甲举刀欲杀乙，乙躲闪摔入水池中，甲明知乙不会游泳却扬长而去，乙溺死。4．故意作为侵害法益+ 过失不作为，所侵害的法益相同。如甲常因乙在实验室太久而不能提早关门。某日，甲不想守门，将乙锁在室中，而乙又恰想提前离去。甲不予理会，在出去闲逛中又与朋友聊天到次日，才赶回开门。5．过失作为+ 故意不作为，所侵害的法益不同。如甲丢烟蒂在垃圾筒而引起火灾。当其想提水灭火时，却见幼儿乙正走向垃圾筒，乃转身离去。结果，房毁人死。6．过失作为+ 过失不作为，所侵害的法益不同。如同样用第五种例子，若甲见有烟自垃圾筒冒出，也未阻止乙，但当乙靠近时，火舌突然冒出，甲欲相救已晚，乙被严重灼伤。7.过失作为+ 故意不作为，所侵害的法益相同。如图书馆管理员误将甲锁在馆内，虽然后来发现甲，但为教训甲仍多关半天。8．过失作为+ 过失不作为，所侵害的法益相同。如甲跑步将乙撞落水池。甲误以为乙乃善泳的丙，便继续慢跑，结果乙溺死。第一种组合中，放火的因果流程由物及人，且没有其他原因力介入，发生变化的是甲的犯意增加，并假借已经存在的因果力量而得逞。消极地利用已经存在的因果作用以满足欲望，原本就是不纯正不作为犯典型的行为构造。在利用前行为的因果力量时，即使造成不止一个法益受到侵害，因果流程只有一个，故整个犯罪构造是两个故意、两个法益受侵害，如果借前行为保证人类型论以两罪，即故意放火和故意不纯正不作为杀人，则显然对因果流程作了两次评价即过度评价。在第二种组合中，甲下迷药致死乙确有过失，但难说具有“利用既存的因果流程”这样的归责基础，而所谓“过失不作为”这后半段犯罪事实中只是“过失”和“法益受侵害”。至于“过失不作为”，其对因果流程的作用则是“无作用”，自然无法再作评价。在第三种组合中，前行为的因果作用最终造成了死亡，若认为有两段因果流程，前一段没有造成死亡，成立杀人未遂，后一段溺水是另一段独立的因果流程，成立不纯正不作为杀人既遂，则互相矛盾: 若因果流程可以切断，则如何说明行为人必须因为前行为而对后面一段因果流程负排除的保证人义务? 第四种组合和第三种组合为同一类。因为有前行故意作为，而将没有作用的过失不作为拟制为有作用的作为，则岂不是任何一个作为犯皆同时成立一个不纯正不作为犯? 第五种组合和第七种组合与其他各类组合相同，都有一个单一的因果流程。在第六种和第八种组合中，前后两个过失的对象固然不同，但是这两个过失一旦拆开来，则前段过失行为成为未遂，而只能就后段过失行为论罪，则前行为保证人类型对这类组合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是在制造问题。故意和过失对犯罪流程的作用必定是连续的，否则故意行为必然因行为人意志的介入而成立中止未遂，而过失行为将因无结果而不罚。上述分析足以说明，先行行为产生作为义务要么不必要，要么会带来理论上的困境，把问题复杂化，因此并无实际存在的价值。因此，先行行为不应成为作为义务的来源。

　　（作者单位：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