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废止１４５件规章和文件（第二批）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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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认识谈及供电部门收取用电押金问题

史楠 徐州工商局 soto_shian@yahoo.com.cn


我市工商部门正在查办一起供电企业收取用电押金涉嫌限制竞争行为的案件。该案当事人某供电企业向申请用电的非居民用户收取“用电押金”后方予供电，否则不予供电。当事人收取“用电押金”没有用于抵顶电费和滚动结算，而是长期占有，直至该用户终止用电时方准予退还。在此笔者对收取用电押金是否构成限制竞争行为谈谈自己的看法，权作探讨，希望对工作有所裨益。
一、 限制竞争行为的实质和判定依据
限制竞争的实质是强制交易行为，二者其实是同一问题的两个角度，前者是从行为本身来说，后者是从行为后果来说的。所谓强制交易行为，其内涵在于“强制”的性质。关键是该行为是否违背了用户真实的意愿，即是否自愿的行为。直接和间接的强制行为，明显违背了用户的意愿，构成强制交易容易理解。但现实中强制交易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赤裸裸”的强制已鲜见了，但各种各样的假借“自由交易”、“自愿购买”的名义的变相强制仍然存在。只有且实把握其精神实质才能从形形色色的交易行为中区分出强制和变相强制行为。这种精神实质在一些有效的行政解释中可以总结和归纳，例如，关于电信局对不从该局购买手机入网者多收入网费的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问题的答复（工商公字［1999］第190号）是一则较为典型和详尽的法律解释。
现实中某些强制交易行为中，用户购买了被指定的商品或接受了不正当的交易条件的确是出于意愿，同时这也是垄断者为自己开脱的借口和执法者感到困惑的地方。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行为是否出于用户的意愿，因为用户的行为一般都具有意思表示，关键在于是否为真实的意思表示，即否出于用户的自愿。也就是说，即使用户出于意愿的行为，但只要这种意愿不是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被迫的意思表示，也不能认为是自愿行为。现实中垄断者往往强行要求、设置服务障碍、胁迫、推荐、差别待遇等方式，变相强制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实施限制竞争行为，这是我们应于特别注意的。
公用企业的垄断地位是自然行成和依法占有的，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它的每一经营行为都是在其垄断地位上作出的，也就是说，它的经营行为是垄断经营行为。我们反对的并非这种借助垄断地位的经营行为，而是滥用其垄断地位的经营行为。也就是说，使用和滥用都是借助了其垄断地位，关键是个限度的问题。这个限度如何判定，通常有两个依据。第一是从强制交易的角度，看交易行为是否违反了用户的自愿原则。但这个尺度在实践中较难把握。因为很难确认用户在交易成立时作出了意思表示的真实性。除了欺诈、胁迫、“显失公平”和“重大误解”等等法定形式可排除意思表示的真实性，许多实际情况下很难清晰的把握。第二是从“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所依之法上来判断。公用企业实施了法定独占行为是合法的，“滥用独占地位”实施的限制竞争行为必须不属于法定的独占经营的行为才属于违法行为。在执法实践中，要参照“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所依之“法”来判断。如果该行为属于法律、法规许可范围之内，应视为合法的独占行为。在执法实践中，有些 “限定”行为超出了法定独占的范围，但有政府等有关部门明确规定作依据。这时判定是否“滥用”，要注意区分。如果该规定属于地方法规或规章且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者法律、法规对某事项没有立法，地方法规或规章对其进行了规制，这种限定应视为合法的独占行为，但超出了该规定权限实施的部分无效属于“滥用独占地位”。如果该规定不属于地方法规、规章，是一般规范性文件，只要该规定超出了法定独占的范围，又违反了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该规定应视为无效，执法部门无须适用。
同时，限定的性质不因数量的多少而变化。在反垄断执法过程中往往有一种误区，认为带有普遍性的针对不特定对象的限定行为是限制竞争行为，而只限定了个别对象的限定行为不是限制竞争。其实法律规定的限制竞争行为是一种抽象的性质并没有而规定数量的多少。即只要强制了一个或一部分用户就构成了限制竞争，不能因为未对其它用户实施强制而否定已对有些客户实施的强制交易行为，更不能反推不构成限制竞争行为。
二、 收取用电押金行为分析
用电押金是通俗叫法，实际是电费、电表保证金。原能源部和财政部于1989年12月发布了《实行电费、电表保证金制度的暂行规定》规定的主要内容：为了保证国家电费的回收，保障电度表资产的安全，特实行电费、电表保证金制度。电费、电表保证金是由用户存出，交供电部门分别用作电费债务和电度表资产无偿使用的一种担保资金。用电户因被撤消、解散、破产或其他原因未能履行供电协议(合同)而发生拖欠电费债务时，供电部门有权将该用电户存出的电费保证金抵作价款，用电户偿清电费债务后，供电部门应将抵作价款的保证金退存该用电户。通过该规定可以看出，用电押金的实际是一种保证金，只是作为用户偿还电费债务的担保资金，其实质类似“定金”，但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定金。《担保法》中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定金应当以书面形式约定。当事人在定金合同中应当约定交付定金的期限。定金合同从实际交付定金之日起生效。”“定金”是保证的一种，是保证人对债权人承担的一项义务。特殊的是，定金义务的设定是由当事人双方书面约定的，而且这里的双方是平等地位的双方，用电押金不能认为是担保法中的“定金”。
原因是用电押金这项义务的设定是否可以由供用电双方约定？答案是否定的。因这里的双方在实际中不是平等的市场主体。供电企业是公用企业，属于垄断经营者，并依法具有独占地位。交易双方交易中的普遍性的权利、义务已由国家通过专门的法律法规予以设定。这表现了国家通过立法对公用企业（包括其它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的强烈的规制色彩，这体现了立法独占和立法反垄断的双重性，同时这也是国际通行做法。公用企业在市场中并不可作为一般的民事主体，除了一般的民事法律，还应按照特殊的法律法规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而且，恰恰在实践中供电企业的权利义务并非由交易双方约定，而是国家设定和消除的。
继《暂行规定》之后，1995年12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没有关于电费、电表保证金的规定，其中第42条规定：“用户用电增容收费标准，由国务院物价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电力管理部门制定。”1996年4月发布的《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也没有关于电费保证金的规定，其中第23条规定：“申请新装用电、临时用电、增加用电容量、变更用电和终止用电，均应当到当地供电企业办理手续，并按国家有关规定交付费用；供电企业没有不予供电的合理理由时，应当供电。”1996年10月电力工业部发布的《供电营业规则》第82条有电费、电表保证金的规定，但只是说：“用户应按国家规定向供电企业存出电费保证金。”从这些个规定来看，第一，电费、电表保证金收取和取消对象包括所有用户；第二，国家计委是国家授权的规定收取用电相关费用的有权部门。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电力供应紧张的缓解，收取用户电费、电表押金的行为使供电企业长期无偿占有用户资金，造成了电力供应中的不平等现象，同时也助长了供电企业“电老虎”的作风。《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关于利用价格杠杆促进电力消费有关问题的通知》（计价格［1999］2189号）明确规定：认真落实《国务院批转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关于停止执行买用电权等有关规定的意见》（国发［1998］32号）的精神，坚决停止执行控制非生产用电、超计划用电加价和买用电权等政策；取消省及省以下各级人民政府和电力企业自行征收的电力增容费；取消电力企业向用户收取的电费保证金和电度表保证金。此规定取消了供电部门收取“用电押金”的权利，供电部门自此之后向用户收取“用电押金”是超出法定范围之外的“限定”行为。
供电部门提出，它们这样做是为了顺利的收取电费，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和受到侵犯。这个动机十分的恰当，甚至有些高尚。但这是个不是理由的理由。供电企业在我国是国有企业，它的资产理所当然的是国有资产，所谓要保持国有资产就是保持其本身占有的资产，就像要追求利润最大一样，这是每个经营者的本能。不能说其动机良好就代表其手段是合法的，这是两个层面上的问题。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是这种以收取用电押的手段促进收取电费的手段是否合法，是就行为谈行为。如果行为违法就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在现实中的确存在恶意拖欠电费的情况，但这不能成为供电企业把个别情况推及一般的理由。对于各种逃避电费债务的违法行为，应当通过法律手段和提高管理水平来解决，而不能简单的“以恶罚恶”、“以黑制黑”。
综上所述，供电企业以“用电押金”的形式向用户收取电费保证金的行为，本身是超越了其法定独占范围之外，自行给用户设立的义务，并强加给用户。用户在明知和应知其权利和义务后，可以推定交纳用电押金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迫于供电企业的垄断地位的无奈之举。供电企业强行收取用电押金后给予供电的行为构成强制交易行为。


简论我国票据法对票据无因性的立法抉择

魏 君 灿

一、票据无因性概述

无因性概念，是德国概念法学的抽象思维的产物，最早发端于德国法学家萨维尼，并在其巨著《现代罗马法体系》一书中得到系统阐述，而且得到德国立法的充分采纳。在德国法上，无因行为并不以物权行为为限，所谓准物权行为（如债权让与、债务免除等）及代理权之授予，无因性概念皆有适用余地， 并且延及票据行为、债务承认与债务约束等方面。
关于德国私法上的无因性，在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的立法理由书中，齐特勒曼（E．Ｚitelman）写道：“无因性的规制的合目的性，是毋庸质疑的，并且它向所有的国民提出了采同一规则的理由，因此，无论哪一个国家，其法律迟早都会采无因性。” 但是，近现代各国民商事立法实践中，不仅没有全面地承袭无因性，相反，主要是在票据法领域采用了这一概念。有法学家据此认为无因性理论并不是一个普适的概念，但是，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无因性理论在票据法领域内的重要性。
无因性的含义为：行为的效力不受其基础行为效力的左右，或者不受其基础行为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命运的牵连；换言之：行为的效力不以其基础行为的有效为依据。在票据法中，依无因性理论，票据关系一经形成即与基础关系相分离，基础关系是否存在、是否有效，对票据关系存在及有效不起影响，票据关系与基础关系各自独立。因而，票据持有人行使票据权利无须证明其取得票据的原因，义务人也无审查的权利，由此，我们又称票据为无因证券。
票据是商品经济的产物，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而发达，票据无因性是信用经济高度发达和充分发展的产物，并对信用经济的发展起促进作用。票据无因性的确立与票据本身的特征关系密切：
票据是流通证券，不同于一般的债券凭证，一般的债券凭证必须通过书面的债权让渡手续，通知债务人之后，才能生效；而票据的转让，得依背书或交付的方式转移其权利（除发票人有禁止转让记载外，均可以背书方式或交付方式转让）。因此，出售商品而取得票据的债权人，就能简易地以交付方式或背书方式抵销其欠他人的另一笔债务，或向银行贴现以取得资金周转。
票据是文义证券，票据权利的内容以及票据有关的一切事项都以票据上记载的文字为准，不受票据上文字以外事项的影响。例如：票据上记载的发票日与实际发票日不一致时，以票据上记载的为准。
因此，在票据法上，为了保障票据的流通证券和文义证券的基本效力，便须创立票据行为不受基础行为效力牵连的制度，因为，票据行为的效力如受基础行为效力的左右，即无异于宣布接受票据是不可靠的，将会导致无人愿意或敢于接受票据，票据的流通证券性和文义证券性便会大打折扣，票据作为支付手段、信用手段、结算手段以及融资手段的作用将会大大受阻。所以，必须使票据行为仅为其本身而独立存在，与基础关系分离，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信用经济的发展。

二、各国关于票据无因性的立法

票据无因性理论可以说是现代各国票据法上的共同原则。
德国是在无因性理论上贯彻最彻底的国家，票据无因性理论当然也不例外，《德国票据法》第17条规定:“任何被凭汇票要求付款的人,不得以持票人与出票人或与前持票人有直接关系为理由向持票人提出抗辩。但持票人在取得汇票时知晓该交易不利于债务人时,不在此限。”
在十九世纪之前的法国票据法里，票据关系与基础关系并未截然分离，这极大地妨碍了票据的流通及信用，无法适应日益发展的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所以，后来，法国也改采日内瓦统一票据法的原则，修订其商法中有关票据的规定， 采取票据债权与其基础关系相分离而独立化的立法方式。
在英美法上，关于票据行为的认识与大陆法系存在分歧。一般说来，大陆法系国家多主张票据行为是单方行为，英美法国家主张是合同行为。 承认票据行为是单方行为时，发票人一经签发票据，票据即有效成立，而无需对方当事人合意，这种理论与法律规定有利于票据的流通与对善意持票人的保护。英美法虽认为票据行为属于合同，但同时法律推定善意持票人是受合法交付票据的人，而在票据上签名的人对推定其已受对价，因而在善意持票人与票据债务人之间已形成合法的合同关系，其结果，在实务中，关于票据关系的无因性，英美法与大陆法并无大异。
在瑞士立法上，虽然民法关于物权变动拒绝采取物权行为无因性，但是关于票据行为主导性的见解仍承认票据为无因证券。
在其他国家以及关于票据法的国际公约中，票据无因性理论也几乎无一例外地得到立法的承认。如《日本票据法》第17条规定:“汇票之受票人,不得以对出票人或其他持票人之关系为理由而以抗辩对抗持票人。但持票人知晓对其债务有损害而取得票据者,不在此限。”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17条规定:“被起诉之汇票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发票人或执票人之间所存在抗辩之事由对抗执票人,但执票人明知对债务人有损害而取得票据者不在此限。”第22条规定:“被诉讼之支票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发票人或执票人之间所存在抗辩之事由,对抗执票人。但执票人取得支票时明知其有损于债务人者不在此限。”

三、我国票据法对票据无因性的立法抉择

关于票据无因性问题，我国立法最初并未有明确认识。1988年的《银行结算办法》第14条第3项规定：“签发商业汇票必须以合法的商品交易为基础。禁止签发无商品交易的汇票。”《上海市票据暂行规定》第7条第3款规定：“商业汇票和商业本票的签发，以合法的商品交易为限。” 这些规定未将票据关系与基础关系的效力区分开来，不承认票据无因性原则，在实践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也给司法工作带来了一些困难。
因此，在拟订票据法草案时，有关部门已对票据无因性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周正庆在向人大常委会做的《说明》中指出：“票据属于无因证券。根据这一特征，草案没有沿用现行银行结算办法关于签发商业汇票必须以合法的商品交易为基础的规定。这是因为……票据关系成立后，即与其原因关系相分离。票据关系与票据原因关系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应由不同的法律进行调整和规范。……因此，签发票据是否有商品交易或者交易是否合法，不属于票据法规定的内容，应由其它有关的法律加以规范。”
然而，我国于1995年通过，1996年1月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却在许多地方违背了票据无因性原则，可以说是立法的一种倒退。比如：
第10条第1款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这条规定无疑将三种票据的票据关系与票据原因关系联系在一起，否定了票据无因性原则。第21条第1款规定：“汇票的出票人必须与付款人具有真实的委托付款关系，并且具有支付汇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这款规定又将资金关系与票据关系联系在一起，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不可行的。另外还有第83条第2款、第88条第1款以及第90条2款的规定，都根本地违背了票据无因性原则。
我国票据法的上述规定是与各国公认的票据法原理相背道而驰的，这不但是一个理论问题，影响了我国整个票据法体系的科学性，因为，无因性是票据理论的基础，并与其他票据理论一起共同构筑了完善的票据理论体系，无因性的缺失会使我国整个票据法体系的科学性大打折扣。更为严重的是，这造成了实务中的麻烦，根据上述规定，法院在审理票据案件时，是否应当审理票据原因关系以及票据资金关系？而且，根据这些规定，在实践中，商业银行实际负担了审查真实交易背景的义务，实际上，赋予商业银行在票据业务中对交易真实背景的实质审查义务是不可取的，理由如下：
第一，审查交易的真实背景并非商业银行的职能。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企业，其宗旨应是利润最大化，要求商业银行在票据业务中严格审查票据的真实交易背景，实质上是要求商业银行承担了防范票据诈骗、维护票据市场秩序的社会职能，并负担为履行此职能而付出的成本，而这是理应由有关国家机关承担的社会职能，不应由商业银行承担。
第二，这加大了商业银行办理票据业务的成本，也影响了商业银行办理票据业务的效率。商业银行在办理票据业务时不得不对票据的交易背景进行严格审查，进而避免办理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票据业务。为此商业银行在办理业务时必须通过审查大量商品购销合同、劳务合同、增值税发票和商品发运单据等证据来认定票据是否具有真实交易背景，加大了商业银行办理票据业务的成本，也严重影响了商业银行办理票据业务的效率。
第三，尤其是在当今交易和结算方式的多样化、复杂化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在很多情况下无法审查复杂的票据交易背景的真实性。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为追求交易的效率与安全，交易和结算方式日趋多样化、复杂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规定，合同的有效形式不仅包括合同书、信件，还包括数据电文（如传真、电传、电报、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实践中，不少交易是先付款后交货，需要先申请开出票据，然后才能取得增值税发票，还有许多交易是分期付款，需多次申请开具票据，但增值税发票却仅有一张，在这些情况下，增值税发票很难与合同、票据金额、日期完全一致，商业银行在票据业务实践中也常常面临没有合同或增值税发票可供审查的情形。
根据以上分析，在我国票据法上，迫切需要确立票据无因性原则——这一早已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承认的原则，使票据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互相独立，形成两类不同的、互相分离的法律关系，并分别由不同的法律部门调整。理由如下：
首先，中国经济不断发展，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尤其是加入WTO使中国与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这在客观上要求中国票据立法与国际接轨。票据法中大多数规定属于技术性规范，其中的一些规范已为各国立法共同采用，这些共同性的东西正是国际经济活动与发展所遵守的共同准则，而国际经济发展的日益一体化迫切要求有共同的法律准则进行调整。无因性经过各国票据法实践长时间检验，是一项高度技术性规则，已为各国普遍遵守，对国际间票据结算与支付产生着积极的作用。我国正在实行改革开放，与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与广泛，因此理顺票据关系与基础关系的关系，确立票据无因性，实现与国际票据立法的接轨，有利于促进我国与各国的经济与贸易交往，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
其次，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下，我国票据市场的迅猛发展和票据应用范围的日益广泛要求立法尽快确立无因性原则。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近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稳定持续增长，我国票据市场得到了迅猛发展，票据应用范围也日益广泛，贸易结算票据化趋势日益加强，票据功能也由单一的结算工具向支付、信用、结算、融资等多功能演变，而无因性是现代票据法的灵魂，是现代票据法的基本原则。将票据关系和原因关系不加区分的立法模式已严重阻碍了票据市场的发展，与国内经济形势不相适应。在此背景下，确立票据无因性，加快票据流通，提高资金流转速度，促进经济发展显得日益迫切。
第三，从商业银行的业务角度讲，票据业务的实践迫切需要确立无因性原则。商业银行票据业务的发展均是建立在票据的流通性基础之上的，而票据的流通与票据的无因性密切相关。然而目前，立法中没有确立票据无因性，使票据的流通性受到严重阻碍，影响了商业银行票据业务的发展。因此，商业银行票据业务的实践迫切呼唤确立无因性原则。
在确立无因性原则时，应注意一个问题，票据的无因性原则象其他原则一样,是相对的,我们不能片面机械地去理解, 即在票据的抗辩中,票据的无因性有限制的。在下列情况下票据的原因关系仍可以作为票据抗辩的事由对抗持票人, (1)票据的无因性只是相对于正当的持票人而言的,对于恶意取得票据的持票人,票据债务人可以以票据原因关系瑕疵作为抗辩理由；(2)票据的无因性只适用于票据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在票据的直接相对人之间,仍可以票据原因作为抗辩事由； (3)一般情况下，票据取得应当是有对价的, 我国票据法第10条规定：“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然而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是无对价的，我国票据法第11条规定：无对价而取得票据的持票人,其所拥有的票据权利,“不得优于其前手的权利。”这说明只有票据权利完整,持票人的票据权利才完整,经过对价善意取得的票据权利可以对前手票据权利的瑕疵进行切断,但无对价取得票据者,则不能对前手的票据权利瑕疵进行切断,必须继承前手的票据瑕疵。总之，票据无因性包含了票据无因性的绝对性与相对性两部分。在通常情况下，应当将票据的无因性作为票据立法和票据法律适用的普遍原则，同时将其相对性作为例外情形。而正确适用票据无因性的相对性的前提条件是：在票据尚未转让的情况下，票据纠纷的当事人是票据基础关系的直接债权债务当事人；在票据业经转让的情况下，票据基础关系的当事人是票据关系中直接的背书人与被背书人，即票据背书的直接前手和后手，也就是说，票据无因性中的例外情形，仅应适用于票据关系当事人与票据基础关系的直接债权债务人相互重合的情况。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票据经济职能的充分发挥和顺利实现，同时也才能有效地保护票据上最基本最直接权利人在票据关系及其基础关系中所共同拥有的合法利益。
综上所述，票据无因性原则是各国普遍承认的票据法上的重要原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均有积极意义，理应为我国票据法采纳，以便更好地发挥票据的流通及信用功能，并使我国的票据立法与实践更好地适应国际大环境，促进我国票据市场的发展与完善，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


参考书目：
（1）谢怀? 著《票据法概论》 法律出版社 1990年5月第1版
（2）梁建达 著《外国民商法原理》 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6年第1版
（3）陈华彬 文“论德国私法上无因性理论的形成” 载梁彗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4卷 法律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
（4）崔艳鲲 文 “票据的无因性初探” 载《商业研究》2002年第4期
（5）谢怀? 著《谢怀?蚍ㄑ?难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年7月第1版
（6）夏林林 闫辉 文“票据的无因性的相对性”载《人民司法》200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