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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宜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宜府办发〔2006〕69号

宜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宜宾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市属各企事业单位：
《宜宾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细则》已经2006年8月14日市政府第5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实施。



二OO六年十月八日



宜宾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维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城市建设顺利进行，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05号）和《四川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75号）等法规政策及《宜宾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暂行办法》（宜府发〔2003〕10号），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凡在宜宾市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实施房屋拆迁，并需要对被拆迁人补偿、安置的，均适用本细则。
第三条 宜宾市房地产管理局（以下简称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对全市城市房屋拆迁工作实施指导监督管理，具体负责宜宾市翠屏区范围内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拆迁管理工作。
各县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拆迁管理工作。
各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负责与城市房屋拆迁有关的土地管理工作。
第四条 公安、广播电视、教育、房管、电信、供电、供水、供气等部门应当协助及时办理被拆迁人的户口迁移、学生转学、电话移机、有线电视迁装和水、电、气供应等有关事宜。除国家有明文规定的外，不得额外增加拆迁人和被拆迁人的负担。
第五条 申请领取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应当向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城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交下列资料：
（一）建设项目批准、核准或备案文件；
（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三）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
（四）拆迁计划和拆迁补偿安置方案；
（五）金融机构出具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存款证明。
前款所称拆迁计划包括拆迁范围、拆迁方式、拆迁期限、拆迁工程的开工和竣工时间等。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包括被拆除房屋及其附属物的状况，如房屋用途、产权归属、面积等；各种补偿、补助费用的概算；产权调换房屋安置的标准、房源及相关证明文件；临时过渡方式及期限等具体措施。
第六条 拆迁补偿安置资金由办理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实行专户储存，由城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拆迁人和金融机构共同签订协议，实行专款专用。
拆迁补偿安置资金的存款额度，应当不少于扣除安置现房价值后该项目的补偿安置总额。安置现房应当符合国家质量安全标准和城市公共建筑设施配套要求，其价值应当由城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随机抽取的房地产估价机构评估确定。
拆迁补偿安置资金的使用，由城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出具资金用途的说明，由出具拆迁补偿安置资金证明的金融机构拨付。
被拆迁人有权向拆迁人或者城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索取金融机构出具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存款证明和安置现房评估报告的副本或者复印件。金融机构出具虚假拆迁补偿安置资金存款证明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
第七条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在发放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同时，将建设项目名称、房屋拆迁许可证批准文号、拆迁人、拆迁范围、拆迁期限、拆迁工作人员、补偿方式、安置地点等事项，以城市房屋拆迁公告的形式在有关媒体和拆迁范围内予以公布。
城市房屋拆迁公告公布后，拆迁人应当及时与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职能部门联系，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对拆迁范围内的违章建筑依法进行清理、拆除。
第八条 拆迁范围确定后，拆迁范围内的单位和个人，不得进行下列活动：
（一）新建、扩建、改建房屋；
（二）改变房屋和土地用途；
（三）租赁房屋。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就前款所列事项，书面通知有关部门暂停办理相关手续。暂停办理的书面通知应当明确暂停期限。暂停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年；拆迁人需要延长暂停期限的，必须经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批准，延长暂停期限不得超过1年。
第九条 拆迁人应当在房屋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范围和拆迁期限内实施房屋拆迁。
城市房屋拆迁许可期限不得超过1年时间。未在房屋拆迁许可规定的期限内实施拆迁的，拆迁人应当在拆迁许可期限届满15日前，向城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出延期拆迁的申请，城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延期拆迁申请之日起10日内给予答复。批准延长期限的，延长期限不得超过6个月，拆迁人应当在拆迁范围内公示延期拆迁的批准文件。逾期未申请或超过延长期限的，其房屋拆迁许可证自行失效，拆迁人应当重新提出城市房屋拆迁许可申请。
第十条 城市房屋拆迁期限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根据项目建设的需要，以被拆迁户的总户数来确定。被拆迁人在100户以内的，拆迁期限不得低于4个月；被拆迁人在101户至200户以内的，拆迁期限不得低于6个月；被拆迁人在201户以上的，拆迁期限不得低于9个月；被拆迁人在300户以上的，可实行分期确定拆迁期限。
第十一条 拆迁补偿的方式可以实行货币补偿，也可以实行房屋产权调换。除本细则另有规定外，被拆迁人可以选择补偿方式。
货币补偿的金额，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
实行房屋产权调换的，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计算被拆迁房屋的补偿金额和所调换房屋的价格，结清产权调换的差价。
第十二条 拆迁非公益事业房屋的附属物，不作产权调换，由拆迁人给予货币补偿。
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对解除租赁关系达不成协议的，拆迁人应当对被拆迁人实行房屋产权调换，产权调换的房屋由原房屋承租人承租，被拆迁人应当与原房屋承租人重新订立房屋租赁合同。
第十三条 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公布的拆迁期限内，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按照规定就补偿方式和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搬迁期限、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拆迁当事人协商一致的，依照约定。
第十四条 城市房屋拆迁补偿评估，由取得房地产价格评估资格的机构（以下简称估价机构）负责；市、县范围内的城市房屋拆迁补偿评估，由取得三级以上房地产价格评估资格等级的估价机构负责。
第十五条 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市场价格的评估，应当严格按照估价技术规范进行。
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市场价格的评估应当包括被拆迁房屋及其土地价值的评估。
城市房屋拆迁价格评估的估价时点，一般为房屋拆迁许可证颁发之日；房屋拆迁许可证逾期失效的，估价时点为重新颁发房屋拆迁许可证之日。房屋拆迁分期分段实施的，估价时点为当期（段）房屋拆迁实施之日。
第十六条 城市房屋拆迁补偿评估，分为分类评估和分户评估。成片拆迁和集中安置的，一般应先进行分类评估。
分类评估是指估价机构根据被拆迁房屋和安置房屋的区位、用途、结构等类型及环境、设施配套等因素进行的每层房屋的房地产市场平均价格的评估。
分户评估是指估价机构根据被拆迁房屋和安置房屋的区位、结构、用途、建筑面积、成新、朝向、楼层、装修、环境、设施配套等因素按户进行的评估。
第十七条 城市房屋拆迁市场价格的评估，一般应当采用市场比较法。采用市场比较法时，应在被拆迁房屋同一供需圈随机搜集不低于3个，成交时间一般不超过12个月，与估价对象的区位、用途、建筑结构等相同或相近的市场交易实例作为价格评估的重要依据。不具备采用市场比较法条件的，可以采用其他估价办法，并在估价报告中说明原因。
第十八条 委托分户评估，委托人应当提供被拆迁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证明文件，不能提供且估价机构又无法核实是出让的，则视其为划拨方式取得。以划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其房屋拆迁补偿估价结果，不包括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或相当于出让金的价款。
第十九条 拆迁人应当依照本细则的规定，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
拆除违章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拆除未超过期限的临时建筑，由拆迁人按使用期限的残存价值参考剩余期限给予补偿；未经批准在原建筑物基础上自行扩建或增建楼层的，增加的面积不计入拆迁补偿面积，不予补偿。
第二十条 城市房屋拆迁补偿的面积，按照房屋的建筑面积计算，房屋建筑面积以房屋权属证书记载为准。拆迁当事人认为房屋权属证书记载面积与实际面积不一致的，应当以依法设立的房屋面积鉴定机构实际测量的面积为准（未经批准自行扩建部分不得计入面积）。
拆除木结构或砖木结构房屋的矮楼面积时，拆迁人应按2.2米平均高度折算矮楼面积补偿被拆迁人。
第二十一条 被拆迁房屋使用性质的认定，以房屋权属证书记载为准。
本细则实施前的住宅房屋，由于历史原因未取得城市规划和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改变用途的批准文件，拆迁时实际作为非住宅房屋使用并已依法取得营业执照、缴税凭证的，按同区域、同地段、同结构住宅房屋市场评估价上浮30%以内给予补偿。
第二十二条 拆迁当事人就房屋拆迁补偿金额达不成协议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组织拆迁当事人协商确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协商不成的，由城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组织拆迁当事人随机抽取具有房地产价格评估资质的机构进行评估。评估费用由拆迁人支付。
第二十三条 拆迁当事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可以申请城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进行行政裁决。行政裁决申请人为拆迁人的，受理机构应当书面告知被拆迁人。行政裁决应当自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
第二十四条 被拆迁人在行政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可以决定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或者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拆迁。
拆迁人未按规定对被拆迁人给予货币补偿或者提供安置用房、周转用房的，或者未向公证机关就被拆除房屋的有关事项办理证据保全的，不得实施强制拆迁。
第二十五条 拆迁1990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以下简称《规划法》）实施以前在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自用土地上，由于历史原因造成手续不全、未取得权属证书的房屋，其房屋是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正规建筑，并且是被拆迁人使用管理、产权明晰、无争议，出具相关的建设手续，经房屋所在地社区、街道办事处出具证明文件，拆迁人进行调查核实后进行补偿，并扣除相关税费。
第二十六条 拆迁人应当向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支付搬迁补助费。搬迁补助费由拆迁人一次性支付；需要过渡的，支付给两次搬家补助费。
在过渡期限内，被拆迁人或房屋承租人自行安排住处的，拆迁人应当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使用拆迁人提供的周转房的，拆迁人不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
拆迁非住宅房屋造成停产停业的，拆迁人应当支付停产、停业补助费。
第二十七条 实行产权调换的，自合同约定的被拆迁房屋交房之日起，过渡期限不超过18个月。
拆迁住宅房屋实行货币补偿的，应当按照本细则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标准给予45日的临时安置补助费；拆迁非住宅房屋（工业企业除外）实行货币补偿的，应当按照本细则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标准给予45日的停产、停业经济损失补助费。
第二十八条 被拆迁人搬迁补助费标准由拆迁人按以下规定补助被拆迁人：（一）住宅房屋搬迁补助费按400元/户发放，炉灶费按500元/户发放。（二）非住宅房屋：营业用房搬迁补助费按25元/平方米计算发放；其他非住宅房屋（生产、办公、旅馆用房等）搬迁补助费按18元/平方米计算发放。
第二十九条 拆迁住宅房屋，临时安置补助费标准由拆迁人按以下规定补助被拆迁人：过渡期限在18个月以内的，住宅房屋在45平方米（含45平方米）以内的，按400元/户/月计算发放临时安置补助费；45平方米以上的，每增加1平方米增加5元计算发放临时安置补助费。
第三十条 因拆迁人的责任使被拆迁人延长过渡期限的，对自行安排住处的被拆迁人，自签订协议并搬迁交房之日起，逾期不足6个月的，按月增加0.5倍临时安置补助费；逾期半年以上不足1年的，按月增加1倍临时安置补助费；逾期1年以上的，按月增加2倍临时安置补助费。对由拆迁人提供周转用房过渡的被拆迁人，从逾期之月起按月付给临时安置补助费；逾期1年以上的，按月增加1倍临时安置补助费。
非住宅房屋超过过渡期限的，应加发停产、停业补偿费用。
第三十一条 拆迁非住宅房屋（工业企业除外）实行产权调换的，且拆迁人不能解决过渡房屋的，应向被拆迁人支付停产停业经济损失补助费。停产停业经济损失补助费标准见附表。停产停业经济损失补助费的支付从停产停业之日起，到安置房屋交付的次月止。
第三十二条 拆迁正常生产运行的企业的停产停业补助费按职工人数、产值、税收、利润、厂房面积、占地面积等因素由评估机构评估确定，拆迁当事人经协商达成一致的，从其约定。
第三十三条 拆迁非住宅房屋，涉及生产设备拆卸、搬运、安装费用的，应由评估机构评估确定，但拆迁当事人经协商达成一致的，从其约定。
第三十四条 因城市房屋拆迁发生的电话、水、电、气、闭路电视、宽带、空调迁装等费用，由拆迁人按拆迁时合法的收费标准补偿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
第三十五条 用于拆迁安置产权调换的住宅房屋，每户房屋产权建筑面积不得低于45平方米。
对私有住宅房屋产权建筑面积低于45平方米，他处又无住房并持有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的被拆迁人，按不低于45平方米产权建筑面积的标准户型进行安置。45平方米以内的差价款由拆迁人承担，被拆迁人不再支付；超过45平方米不足60平方米的，由被拆迁人按实际成本价结算，拆迁安置房的实际成本由规划建设部门与物价部门共同核定为准；超过60平方米的由被拆迁人按市场价结算。
第三十六条 被拆迁人是残疾人的，须向拆迁人提交相关主管部门颁发的残疾证书后，在安置房楼层上，可享受适当照顾；在领取临时安置补助费和搬迁补助费时，可在规定标准的基础上提高30%。
第三十七条 拆迁经营性房屋实行产权调换的，自拆迁安置协议签订之日起发生的租金损失，由拆迁人给予1年的租金补贴。
第三十八条 拆除直管公房时，原则上实行货币补偿。住宅房屋由拆迁人按被拆迁房屋的市场评估价补偿给产权人，并由产权人按被拆迁房屋市场评估价二分之一的比例补偿承租户；非住宅房屋由拆迁人按被拆除房屋的市场评估价补偿给产权人，并由产权人按被拆除房屋的市场评估价的10%补偿给承租人，但不得低于同区域、同类型、同地段的住宅房屋市场评估价的二分之一。产权人按上述规定补偿承租人后，其租赁关系终止，产权人不再对承租人进行安置。
根据承租人的实际情况，确需对承租人进行安置的，应按原承租建筑面积进行安置。每1户承租人只能安置1套住房，安置房屋不得低于45平方米。超出45平方米的面积部分由承租人补款。超安面积为1—8（含8平方米）平方米的，每平方米补100元；超安面积为8—15（含15平方米）平方米的，每平方米补200元；15平方米以上的，每平方米补400元。超安面积的房屋产权归人民政府所有。
第三十九条 拆迁非大厅式的营业用房采用大厅安置并实行产权调换的，拆迁人应当事先在厅内留出公用通道。除公用通道外，厅内安置给被拆迁人的使用面积，不得少于被拆除房屋建筑面积的75%。厅内建筑面积（含分摊通道）与被拆除房屋建筑面积实行产权调换的办法，按照本细则第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办理。
外走廊、楼梯、厕所等厅外面积，由厅内全体房屋所有人按照规定分摊产权，共同使用与维修。
第四十条 违反本细则规定的行为，由县级以上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照《四川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予以查处：
（一）将拆迁补偿安置资金挪作他用的，由县级以上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责令限期补足；逾期拒不补足的，可处以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尚未实施拆迁的，吊销房屋拆迁许可证；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二）拆迁人未按规定向被拆迁人给予货币补偿或者提供安置用房、周转用房的，由县级以上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吊销房屋拆迁许可证。
（三）拆迁人强迫被拆迁人搬迁或者擅自组织强制拆迁的，县级以上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及时制止，责令赔偿损失，并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赔偿损失的，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有权不受理其行政裁决申请。被拆迁人有权提出民事侵权赔偿诉讼。
第四十一条 非法从事城市房屋拆迁补偿评估活动的，根据《四川省城市房屋拆迁补偿评估管理办法》第十八条规定，其评估结果无效，由县级以上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处以3万元的罚款。给拆迁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予以赔偿。
第四十二条 估价机构违反本细则有关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照《四川省城市房屋拆迁补偿评估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予以警告，可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给拆迁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予以赔偿：
（一）将受委托的评估业务转让、变相转让或者再委托的；
（二）不执行国家房地产估价规范的；
（三）擅自提高收费标准或者增加收费项目的。
第四十三条 估价机构违反本细则有关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照《四川省城市房屋拆迁补偿评估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处3万元罚款，由授予房地产评估资格的机关取消其评估资格，将估价机构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记入行业档案，5年内禁止其再从事房地产价格评估业务；情节严重的，永久禁止其再从事房地产价格评估业务，给拆迁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予以赔偿：
（一）故意降低或者提高评估价格的；
（二）与一方当事人串通损害另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
（三）编造虚假评估结果的。
估价人员违反本细则有关规定，有上述规定情形之一的，依照国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有关城市房地产中介服务管理的规定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细则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四川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依法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法颁发房屋拆迁许可证的；
（二）对违规挪用拆迁补偿安置资金的行为不及时制止和查处的；
（三）未按规定发布拆迁公告的；
（四）充任拆迁人或者接受拆迁委托的；
（五）设立拆迁公司的；
（六）不及时制止拆迁人强迫搬迁或者擅自组织强制拆迁的；
（七）违法作出行政裁决的；
（八）违法实施强制拆迁的；
（九）玩忽职守、假公济私的；
（十）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或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第四十五条 本细则中规定的临时安置补助费、搬迁补助费、停产停业补助费、直管公房安置补偿费等有关标准适用于宜宾市翠屏区范围内，各县可参照执行，也可以结合本地实际另行制定。
第四十六条 被拆迁人在规定的拆迁期限内与拆迁人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按期搬迁的，拆迁人可依照有关规定对被拆迁人给予适当的奖励。
第四十七条 本细则自颁发之日起30日后施行。本细则实施前，凡已领取房屋拆迁许可证的，仍按本市原有房屋拆迁管理规定执行；原《宜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宜宾城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的实施意见》（宜府办发〔2005〕29号）予以废止。


举证时限制度新解

郑铭勋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100088)


内容提要：举证时限制度是举证责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行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就应当设立举证时限制度，以实现程序公正和提高诉讼效益。本文通过对举证时限制度基本含义和制度价值的探讨，提出了完善我国民事举证时限制度的构想。
关键词：举证时限 制度价值 完善构想

随着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举证责任制度已成为改革的核心。1991年颁布的新民事诉讼法确立了“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制度，然而民诉法仅规定了举证责任的承担，而对当事人举证的责任期间无法律上的限定。司法实践中，有时当事人持有证据，但庭前不主动向法院提交，而作为“秘密武器”当庭进行突然袭击，致使对方当事人无从准备而处于不利的诉讼地位，或者在一审中故意不提出而在二审或再审中提出，致使法院一审、二审判决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拖延诉讼，使对方当事人疲于讼累。理论界普遍认为，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使得我国的举证责任制度无法落到实处，因此，有必要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期间加以限制，设立举证时限制度。与此相呼应，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31日出台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对举证时限问题作了专门规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我国的民事举证时限制度。但由于对民事举证时限制度的设立自始至终存在较大的争议，《若干规定》确立的举证时限只是司法解释的一种尝试，并不完美，有待进一步探讨和完善。

一、 举证时限制度的基本含义
举证时限制度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或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逾期不举证则承担证据失权法律后果的一项民事诉讼期间制度。[1]（P136）举证时限制度，与举证责任制度有着紧密的联系。举证责任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为避免对已不利的裁判，须承担向法院提交证据对其主张加以证明，当主张真伪不明时，因法院不认可该事实的法律效力所承担的不利诉讼结果。完整的举证责任制度，应当包括举证责任的承担、举证期限，举证不能及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等。[2]倘若将举证责任只偏面地理解为举证责任的承担，而允许当事人随时提出证据，个案的证据体系就是不确定的，法院将无法判定事实，亦不能判定当事人未尽举证责任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然而所谓的举证时限制度则包含了举证期限及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从而促使当事人在一定期限范围内提供证据，形成相对稳定的证据体系，有利于法院在此基础上及时判定案件事实，并依法作出较为稳定的合理判决。因此，举证时限制度应是举证责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构成界定是否承担不利裁判风险的一个临界点。要完善举证责任制度，就必须设立完备的举证时限制度。
举证时限制度作为一项完整的诉讼制度，期限和后果两个方面的内容必须同时具备，不可或缺，否则其制度的存在便失去了意义。[3]举证期限是法律规定或法院指定的当事人提出证明其主张或反驳的相应证据的期间。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尽最大能力向法院提交证据以支持其主张或反驳。原则上举证期限无论是以期日作为界定，还是以整个民事诉讼程序的某个阶段作为界定，均应由法律作出明确规定。同时，为了避免法定期限原则性过强的弊端，亦可由法院指定合适的期间，从而为诉讼程序更为有效、公正地运作提供空间。因此，举证期限应当包括法律规定和法院指定的期间两种情形。证据失权是举证时限制度的核心，是指当事人逾越举证期限则丧失证明权。由于证明权的实现依赖于证据提出权，[4]（P453）因此证据失权又体现为当事人逾期举证而导致的提出证据权利的丧失，并且此种失权状态一直延及其后的所有程序，上诉审不因失权的证据而改判，再审也不因失权的证据而启动。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对于当事人确有理由的逾期举证，法院可以酌情予以采纳。也就是说，证据失权的效力并非是绝对的，出于诉讼公正的考虑，可以对其加以适当限制，但这种限制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严格的条件。

二、举证时限制度的价值取向
任何制度的存在和发展都应有其内在的价值取向，举证时限制度当然也不例外。为了进一步论证在我国设立举证时限制度的合理性，有必要把它纳入整体诉讼程序中深入分析举证时限的制度价值。
（一） 举证时限制度有利于实现程序公正
程序公正观念是以产生、发达于英国法为美国法所继承的“正当程序”（duepress）思想为背景而形成和展开的。[5]（P4）公正是诉讼程序所追求的首要价值，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当事人提起诉讼是为了追求公正的裁判结果，诉讼结果的公正则有赖于程序公正的保障。而程序公正的实现都是通过具体的诉讼实践行为表现出来的。举证责任制度要求当事人就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进行证明，其中举证时限制度通过设置提供证据的期限，为当事人双方创设了进行诉讼行为的平等机会，以实现诉讼程序上的平等。也就是说，举证时限制度所提供的这种诉讼机会的平等保障，才是诉讼实体公正的真正基础。举证时限制度还促使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履行提供证据的责任，从根本上保证了双方能够就对方的请求主张和证据进行充分的准备及辩论，防止了在法庭审理中出现“突然袭击”而使一方处于不利的诉讼境地，同时还可以有效地防止那些故意不提出证据，滥用其权利随时提出新证据来拖延诉讼的行为。另外，举证时限制度一定程度上排除了法院的主动调查取证行为，法院确认事实一般只能依据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判定，这也有利于实现诉讼程序公正。
（二） 举证时限制度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益
诉讼效益反映的是诉讼程序的成本与受益、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例关系。二者的比值越小，则效益越高。虽然公正在诉讼领域的意义始终具有根本性，但没有效益的公正不是真正的公正，诉讼效益与诉讼公正应当是辨证的统一体。因此必须在保证诉讼公正的前提下，通过程序优化，尽可能地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争取最大化的社会效益。[6]（P259）
举证时限制度通过对故意拖延诉讼的规制，有效地节约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也避免了法院重复开庭而扩大的诉讼成本的投入，提高了审判的效率，节约了司法资源，显然符合诉讼效益的要求并能保障其最大限度地实现。[7]首先，举证时限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开庭后新证据的提出，使法院在稳定的证据集合体的基础上一次开庭集中审理，就能达到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目的，及时审结案件，不但节约了物化成本，而且提高了审判效率，缩短了办案周期，实现了诉讼效益。其次，举证时限制度通过对随时提出证据的限制，使诉讼程序一次性经过，减少了不必要的程序重复，同时节约了当事人的诉讼开支和司法资源，客观上提高了法院解决纠纷的能力，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诉讼效益。
（三） 举证时限制度有利于维持程序安定
程序安定是指民事诉讼的运作依法定的时间先后和空间结构展开并作出终局决定，从而使诉讼保持有条不紊的稳定状态。[8]（P2）首先，举证时限制度的设置使得当事人的举证成为诉讼中的一个确定的阶段性行为，由原来反复跳跃于各诉讼阶段造成程序动荡的不安定因素，变为推进各阶段顺利进行的基础的稳定因素，使程序的有序性得到实现。其次，举证时限制度有利于裁判既判力的稳定和司法权威的维护。一方面可以使得在某个审级中已经过的诉讼阶段里当事人得诉讼行为和法官的判断因期间得完成而获得不可逆性；另一方面可以使在现有证据基础上作出得正确裁判甚至已生效并执行完毕的裁判不至于因当事人的延迟举证或偶然发现的新证据而被推翻，从而保障既决裁判的稳定效力，实质上亦是对司法权威的尊重。
（四） 举证时限制度有利于更新诉讼观念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实行的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实事求是和有错必纠的原则，以追求客观真实作为诉讼的直接目的。但是，基于诉讼程序的公正、效益和安定的价值取向，以及人的认识能力的客观限制，客观真实是无法真正实现的。因此，有必要代之以“法律真实”的诉讼观念。法律真实的实质内涵在于，它在形式上是主观的，即存在于法官的内心和主观之上，但它在内容上则是客观的，即是主观对客观的能动反映，是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统一。在价值取向上，法律真实正体现了只有通过正当程序才能发现实体真实的理念。[9]法律真实只能是建立在证据基础上的，这就使得法官在作出裁判时，必须以证据为基础。举证时限制度的设立，有利于个案证据体系的完成和完善，这恰恰是法律真实理念的真切体现。如果个案中证据体系无法建立，或初步建立即被新的证据摧毁而使法官赖以作出裁判的证据体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就无法实现程序公正和诉讼效益，严重威胁程序的安定性。因此，举证时限制度的创设在更新诉讼观念上也起到积极作用。
（五） 举证时限制度有利于完善诉讼体制
首先，举证时限制度使民事诉讼法上的举证责任制度落到了实处，得到完善。举证时限制度是针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所设定的，若当事人在法律规定或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完不成举证，则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这不仅有利于督促当事人积极举证，同时也可使举证责任的败诉风险切实得以实现。另外，举证时限制度的设立，一定程度上排除了法院的调查取证，进一步完善了诉讼机制。
其次，举证时限制度的设立，必然要求诸如证据交换制度等相关的配套制度和保障制度，同时也要将一定时限内的证据提出置于相应的程序和阶段中。参照法、德和日本等国家的立法例，这实质上是一种审前准备程序。也就是说，设立举证时限制度必然要将审前准备程序纳入民事诉讼法体系中，从而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和促进民事诉讼体制的完善。

三、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的规定与完善
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未明确规定举证时限制度，且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实行的都是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但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并不排斥限时举证。民事诉讼法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期限的规定，也隐含着举证时限的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6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指定当事人提交证据的合理期限，可视为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的雏形。《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84条亦规定，当事人应当在开庭审理前完成举证。然而这些规定虽明确了当事人在一定期限内举证，但并未涉及逾期举证的失权效果。《若干规定》则在民诉法规定的基础上，一方面通过对民诉法第75条关于人民法院指定期间的进一步解释，明确了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另一方面通过对民诉法第125条和第179条关于“新的证据”的解释，明确了举证期间的例外情况，可谓确立了真正意义上的举证时限制度。当然，这还只是司法解释的一次尝试，举证时限制度还有待通过立法来进一步完善。
《若干规定》第34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权利。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可以说，这就明确规定了举证时限和证据失权制度，必将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关于举证时限的确定问题，《若干规定》第33条规定了法院指定和当事人协定两种方式，即人民法院送达案件举证通知书时指明举证期限或者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而确定举证期限。显然，本规定并未把举证期限限定在诉讼程序的某个阶段，而是交由人民法院指定（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30日）或当事人协定。按照司法解释的原意，人民法院首先应为当事人指定举证期限，同时亦鼓励当事人协商确定举证期限。[10]（P192）至于证据失权制度，第34条的规定亦体现了强化当事人诉讼契约的观念，即原则上排除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但经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同时，针对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确有困难的，第36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举证，经准许，可以适当延长举证期限。可以说这是为了体现诉讼公正，而对第34条作的有益补充。另外，为了确保举证时限的履行，《若干规定》第37条至40条规定了证据交换制度，并且明确规定交换证据之日举证期限届满。
由于举证时限制度本身与所谓新的证据是一对天生的矛盾，举证时限制度体现了程序的不可逆性，与此相反，允许新的证据的提出就必然引起程序的反复性和不安定性，恰恰是对程序不可逆性的背叛，直接弱化了举证时限制度对程序的固定作用。为了平衡这一矛盾，《若干规定》第41条、第44条对民诉法第125条与第179条关于“新的证据”的规定作了限制性解释，以限制新的证据出现的情形，并通过第46条关于由于新的证据的提出造成损失的承担的规定对当事人施加压力，以督促当事人遵守举证时限的规定。但是，关于新的证据的规定，在性质上应当也只能是举证时限制度的例外情形，而这种例外在实际效果上形成了对举证时限制度的限制。因此，《若干规定》所确立的举证时限制度实质上只能是一种相对化的举证时限制度。[11]
通观《若干规定》关于举证时限制度及相应的证据交换制度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若干规定》只是在我国现有法的范围内，对举证时限作了规范，是对现行法的解释，虽没有突破现有法关于举证时限的规定，但却是民事证据制度上的一次创举。同时基于民诉法的约束及司法现状的要求，对一些问题的规定并不彻底。笔者认为在今后修改民诉法时，可考虑主要从以下方面加以完善。
第一、立法应当明确规定举证时限的终点。举证时限终点是举证时限制度中最为关键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使，关系到举证时限制度的价值实现。目前关于举证时限的终点问题，我国理论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定于一审法庭辩论终结之时；[12]（P93）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将其定为法庭开庭审理之期日。[3]笔者认为，随着包括证据交换制度在内的一系列证据规则体系的设置和功能完善的审前程序的建立，我国宜参照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作法，将举证时限的终点明确规定在旨在明确争点和证据的审前程序终结之际。同时，也应当允许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由法院指定合理的举证期限或由当事人协定举证期限，但无论是法院指定还是当事人协定都应当服从于法定的举证时限终点，即都应限定在审前程序终结之前。
第二、立法应确立严格意义上证据失权的法律效果。作为举证时限制度的核心，证据失权是指逾越举证期限而提出的证据丧失相应的证明效力。虽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举证时限制度都有例外规定，即允许特殊情况下提出新的证据，但这些例外规定都有相当严格的条件。一般都是在当事人确有客观原因不能在举证时限内提出证据，可能严重影响裁判公正的前提下才允许提出新的证据，并且大都是限定在裁判生效之前的一审或二审中。《若干规定》虽然对新的证据作了限制性解释，减少了新的证据出现的情形，但其范围还相当广泛。有必要从立法上进一步严格新的证据的提出条件，排除那些非因客观原因逾期提出证据的法律效力，从而确立严格意义上的证据失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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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孙辙：新的证据和相对化的举证时限制度（J）人民司法，2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