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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纪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教授




关键词: 宪法/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依法执政/以党代政/党治
内容提要: 关于执政党的宪法地位，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国民党政权曾经在宪法文本中明确规定了“以党代政”的“党治”模式。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在规定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宪法地位的同时，并未赋予执政党享有高于宪法之上的特权。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受“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在宪法文本中充分肯定了执政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以及“党政不分”的党的领导高于国家政权建设的政治体制。1982年《宪法》继承和恢复了1954年《宪法》的优良传统，在宪法文本中科学地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宪法地位，并通过三次修宪活动，不断丰富执政党宪法地位的宪法内涵。特别是现行宪法明确了政党与宪法的关系，肯定了“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法治”原则，全面和科学地界定了执政党的宪法地位。


执政党在宪法文本中的地位反映了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以及执政党执政的方式。执政党在20世纪中国的政治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执政党掌握政权的背景下，如何处理执政党自身与作为根本法的“宪法”的关系，如何利用宪法来巩固自己的合法地位，一直是中国政党政治的“晴雨表”。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自1912年中华民国正式建立到新中国诞生前夕，受孙中山先生的“军政、训政和宪政”治国理政“三阶段”理论的影响，国民党作为执政党曾经将“以党治国”的理念写入宪法，并通过宪法文本将执政党的最高组织机构代行最高国家权力机构所享有的国家权力的“党国”理论肯定下来，作为根本法的宪法完全成为执政党“训政”的工具。早在1928年，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第172次常务会议决议通过的《训政纲领》[1]就明确“以党代政”的“党治”思想。该《训政纲领》作了如下规定：中国国民党实施总理三民主义，依照建国大纲，在训政时期训练国民使用政权，至宪政开始弼成全民政治，制定左之纲领：(1)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2)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3)依照总理建国大纲所定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应训练国民逐渐推行以立宪政之基础。(4)治权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之五项付托于国民政府总揽而执行之，以立宪政时期民选政府之基础。(5)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行之。(6)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之修正及解释，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议决行之。
为将国民党“以党代政”的思想法律化，在1931年由国民会议通过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2]完全肯定了《训政纲领》关于国民党“以党代政”的规定，强调“兹谨遵创立中华民国之中国国民党总理遗嘱，召集国民会议于首都，由国民会议制定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如左”。该约法在第3章“训政纲领”第30条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此外，该约法第72条还规定：国民政府设主席一人、委员若干人，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委员名额以法律定之。上述规定显然通过宪法文本的形式直接地肯定了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至高无上的宪法地位，充分体现了“以党治国”的“党国”和“训政”理念。
尽管1936年的“五五宪草”和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声称“还政于民”，没有在宪法文本中 直接涉及执政党的法律地位，但是，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实行“一党独裁”的专制政体并没有改变。在国民党政权炮制的《训政纲领》下，作为根本法的宪法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只是在形式上简单地肯定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的党纲和政策，完全实行的是“以党代政”和“以党训政”的“训政”模式。执政党与宪法之间的关系完全颠倒，法治原则荡然无存。
一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民主进步人士、爱国人士的基础上，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以及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基本政治制度框架。作为临时宪法，在确认执政党的宪法地位的同时，也将执政党纳入宪法的框架内。《共同纲领》序言规定：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1954年《宪法》在继承《共同纲领》法律精神的基础上，对于执政党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做了更加完整的表述，内容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肯定执政党在领导人民建立人民政权的历史过程中的“合宪性”。1954年《宪法》序言第一自然段规定：中国人民经过100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因而结束了长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保证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二是仍然肯定了执政党以及以执政党为基础结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作用和地位。1954年《宪法》序言第四自然段规定：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
总的来说，《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是以宪法文本的形式肯定了执政党存在的“合宪性”，没有任何条文肯定执政党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或者是可以执政党的组织机构来代替国家机构行使国家权力，执政党的宪法地位表明执政党是主张“在宪法下执政”。
二
执政党在宪法文本中的作用和地位的显著变化，出现在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文本中。这两部宪法，一部是在“文革”动乱时期制定的，一部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之前制定的。这两部宪法的指导思想都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因此，在处理执政党与国家政权机构、执政党与宪法的关系方面，很明显地出现了“党政不分”的问题。
（一）1975年《宪法》文本关于执政党规定的特点
1975年《宪法》文本共有10处涉及到“中国共产党”的规定，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通过宪法序言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地位和领导地位进行了确认和肯定，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宪法地位。这些规定包括：1975年《宪法》序言第一自然段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经过100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人民革命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阶段。第二自然段规定：20多年来，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乘胜前进，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第四自然段规定：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使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沿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前进。第六自然段规定：我国人民有充分的信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战胜国内外敌人，克服一切困难，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上述各项规定，对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宪法地位做了一般意义上的肯定，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提供了宪法依据。
第二类，规定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存在着明显的“以党代政”的“党治”倾向。这些相应的宪法条文涉及到：第2条第1款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该条款确认了执政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第15条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是各族人民的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该条沿袭了革命战争年代就形成的“人民军队属于党”的理念。第16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该条规定明确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与执政党的关系，即执政党具有高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法地位。第1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是：修改宪法，制定法律，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提议任免国务院总理和国务院的组成人员，批准国民经济计划、国家的预算和决算，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为应当由它行使的其他职权。上述条文明确了执政党享有国家机关领导人的“人事提议权”。
第三类，规定了执政党与公民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第26条，即“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上述规定表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既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又是公民的“基本义务”。、
（二）1978年《宪法》文本关于执政党规定的特点
1978年《宪法》文本共有9处关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宪法地位的规定，与1975年《宪法》相比，基本类型一样，唯一不同的就是在处理执政党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方面，将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仅仅作为对公民的一项“基本义务”，不再作为“基本权利”对待。
首先，1978年《宪法》在其序言中确认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宪法地位。第一自然段规定：中国人民经过100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人民革命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自然段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开始。建国以后，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各条战线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经过反对国内外敌人的反复斗争，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得到了巩固和加强。我国已经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第四自然段规定：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根据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
其次，1978年《宪法》全面规定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国家机构的“领导”地位。第2条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第1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国家大力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加强民兵建设，实行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第22条第4项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提议，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
最后，规定公民与执政党之间的关系，即公民有“拥护执政党的义务”。1978年《宪法》第56条规定：公民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遵守宪法和法律。
三
1982年《宪法》继承和恢复了1954年《宪法》处理执政党与国家、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以及执政党与宪法之间关系的传统，共有4处涉及到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文本规定。对于执政党在宪法文本中的地位，主要是肯定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宪法上”的“合宪性”，当然，作为宪法所肯定的治国理政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要是执政党对国家的政治领导而不是具体包办国家事务）成为宪法文本所确立的一项重要宪法原则。
具体来说，1982年《宪法》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地位的肯定体现在以下的序言文本中：第五自然段规定：1949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第七自然段规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第十自然段规定：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过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今后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的斗争中，将进一步发挥它的重要作用。
特别是1982年《宪法》在实施过程中，进行了四次修改，其中1993年、1999年和2004年三次修改都涉及到执政党的宪法地位的文本规定，其中，1993年《宪法修正案》还增加了一句关于“中国共产党”宪法地位的规定，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宪法文本中的法律内涵。这些修正案基本上都是针对1982年《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的。具体表现在：
1993年《宪法修正案》第3条规定：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后两句：“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修改为：“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1993年《宪法修正案》第4条规定：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末尾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1999年《宪法修正案》第12条规定：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修改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18条规定：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引下”修改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修改为“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之后增加“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这一自然段相应地修改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19条规定：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第二句“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修改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
1982年《宪法》文本在规定执政党的宪法地位方面存在鲜明的特点，这就是一方面，对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宪法地位内涵不断加以补充、深化，另一方面，增加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新的宪法内涵。根据四次修正案修正后的1982年《宪法》[3]总共有5处涉及到“中国共产党”，与该原始文本相比，增加了一处规定，说明1982年《宪法》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对执政党在宪法上的地位给予了充分的关注。根据四次修正案修正后的现行宪法文本，在下列条文中涉及到了执政党的规定：
现行《宪法》序言第五自然段规定：1949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
现行《宪法》第七自然段规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现行《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规定：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过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今后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的斗争中，将进一步发挥它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在考察1982年《宪法》文本与执政党之间的关系时，除了依据“中国共产党”一词联系宪法文本的上下文来考证执政党的宪法地位之外，现行宪法还有一些条款也涉及到执政党与宪法的关系，通过这些条文可以判断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宪法之间的关系是执政党在“宪法之下”，而不是在“宪法之上”，“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是现行宪法文本处理执政党与宪法关系的一条基本宪法原则。这一宪法原则主要体现在现行《宪法》序言最后一个自然段和第5条第4款。序言最后一个自然段规定：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现行《宪法》第5条第4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很显然，从上述两个宪法条文规定可以合理推定，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不具有超越于宪法之上的“特权”，执政党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执政党各级组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也必须追究。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判断，现行宪法已经完全摒弃了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文本中“以党代政”的“党治”观念，树立了宪法至上的“法治”理念，执政党在对国家实行政治领导的同时，不断完善执政方式和提升执政能力，依法执政的思维基本形成，依宪执政的能力不断增强，日益成为法治国家建设的领导和推动力量。



注释:
[1]中华民国十七年10月3日第二届中央第172次常务会议决议，中华民国十八年3月19日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追认。
[2]中华民国二十年5月12日国民会议通过，同年6月1日国民政府公布。
[3]1982《宪法》经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公布施行，根据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和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重庆市针织业联营社对外担保的责任问题的解答意见的复函

1953年8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
你院1953年6月24日院函（53）字第144号报告及附件都已收悉。你院给重庆市院关于联营社对外担保的责任问题的解答，基本上是正确的。兹将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函复我院关于联营社性质的意见抄录给你院参考。他们认为：“一、联营如系临时性质，不单独计算盈亏者，可按对联营投资比例额负其责任（对外实际负无限责任）。二、如系有一定资本，单独计算盈亏的联营，实际上等于设立新的企业，应按其核准登记时的组织方式，确定其清偿债务责任。倘遇在核准登记时未有规定者，一律视同合伙，负连带无限清偿责任。至于联营社对外担保，应视其担保内容结合具体情况决定其应负的责任。”你院批复重庆市院文件中的第三点意见，已解答了重庆市院要求明确的问题，核与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上述见解，也没有分歧。但此类问题直接关系着对私人工商业的政策，必须慎重，各法院在明确对这类案件的处理办法之前，尤其是在决定各联营社员厂应负无限责任时，应适当向有关机关正确反映情况，请求指示。并与当地工商管理机关联系征询他们对此类问题的意见。你们对重庆市法院批复的第四点中所作的分析，我们认为是很重要的。这首先对下级法院重视全面地、深刻地掌握实际情况有其启发性。希望你们继续提供这方面的资料和意见，以便我们进一步研究。

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联营社对外担保其社员厂应否负连带责任问题征求意见函 1953年7月11日 法行字第4564号
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
接到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关于重庆针织业联营社对外担保，其社员厂应否负连带责任等问题，提出了他们对重庆市人民法院请示的答复意见，报请本院审核。
我们看后，初步认为西南分院这个批复是可以的。但因对联营社的性质和作用知道的不全面，手下又无足够的材料以资参考研究，兹将原报告及附件送请你局研究提出意见，以便批复西南分院。

附件一：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联营性质的意见的复函 （53）工商登字第2355号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1953年7月11日法行字第4564号函及附件均悉。关于联营的性质，我们认为应视其联营章程来决定：（一）如系临时性质，不单独计算盈亏者，可按对联营投资比例额各负其责任（对外实际负无限责任）。（二）如系有一定资本，单独计算盈亏的联营，实际上等于设立新的企业，应按其核准登记时的组织方式，确定其清偿债务责任。倘过去核准及登记时未有规定者，一律视同合伙，负连带无限清偿责任。至于联营社对外担保，应视其担保内容结合具体情况决定其应负的责任，以上意见供参考。
1953年8月6日

附件二：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请示函 院庭三（53）字第144号
最高人民法院：
接重庆市人民法院报告请示关于针织业联营社对外担保，其社员厂应否负连带无限责任问题，经我们研究后，已提出我们的初步认识函复市院，不知是否恰当？特报请你院审核，并请就有关联营社的性质和作用方面的问题，给我们一些明确的指示。并介绍一些参考材料。
1953年6月24日

附件三：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函复 院庭三（53）字第144号
重庆市人民法院
你院1953年4月28日法执字第2327号报告收到了，经我们研究后，认为：
一、联营社的性质问题：根据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第五条规定，以及薛暮桥局长“起草经过说明”中“第二”段来看，联营社本身对内对外的责任性质，法律上未作一律的肯定性的规定，你院报告中认为“各联营社员厂对外是合伙性质，应负连带责任”，在目前来说，我们尚未找到这样认定的法律依据。而法院一经认定联营社的责任性质以后，对于各社员厂的权利义务关系，非同小可，因此，你院报告中的认定，有再慎重考虑的必要，我们的初步意见，认为联营社的责任性质，不能作一律的认定，最好是依各个联营社订立，并经主管机关核准的联营章程来决定，（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第五条有明文规定，可比照研究）。如果某联营社的章程规定是连带无限责任，就可以认为是一种合伙性质，而由各社员厂负连带无限清偿责任，反之，其章程如规定各自独立负责，则不能认为是合伙，从而也不能认为各社员厂应负连带无限清偿责任。
二、本案针织业第十三、十五、十七各联营社的责任性质，可比照前项说明，详细审查各该社的报经核准的章程来认定。
三、各该社的经理人超越其章程规定。擅自对外进行涉及该社权利义务的行为，因而影响社员及他人权益，应负法律责任，必要时，可给以法律制裁，（比照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第廿三条规定），但不能因此而抓着某一个社员厂（如你院报告中所提的刘昭德）不放，而令其负担不合理的责任。
四、联营社的组织，在重庆市来说，“可能”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我们不很了解），但仅据我们接触的一些案件来看，联营社的组织，由于法令上未明确规定其对内对外的责任性质，致使不法商人钻空子，借联营社的幌子欺骗亏赖，有利可图时，有权利享受时，他们以连带责任的姿态出来享受权利，一旦需要承担义务时，他们则说“我们联营社是空架子，社员各负各的责，社里管不着”，推得干干净净，增加社会上经营交易中不少麻烦，（如木船联营、汽车联营、砖瓦联营、土布联营、针织联营等等，我们都碰到过这类情形，你院报告中所提的不过是其中一例而已），因此，这种组织，对发展社会生产，也的确起了一定的破坏作用。我们准备将这类的材料，多搜集一些，报请中央参考，按薛暮桥同志的报告中说：“……因此，周总理指示我们……准备实行两三年，然后总结经验，起草一个完整的私营企业法……”，本着这个精神，我们也有必要就我们处理案件中碰到的情况，报请中央参考。（注：本院已将这个复函另文报中央核示去了）。
以上的初步认识，希你院再加研究后，酌情办理。

附件四：重庆市人民法院请示 法执字第2327号
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
毛巾针织业第十三联运社是好多厂联合组成的，对外是以社员名义进货销货，进销后内部再分摊，因其资金很少，经常向银行贷款，并要各联营社之间相互担保，在1952年第十三联营社向和成银行（现公私合营）贷款时，是十五、十七联营社担保的。以后第十三联营社垮了，各社员厂财产已全部执行，十五、十七两联营社也垮了，大部已无财产，只有个别社员厂参加其他厂，如十五联营社社员刘昭德现参加六一织造厂，有财产可供执行。我们认为各联营社员厂，对外是合伙性质，应负连带责任，但各担保联营社已垮，其社员厂应否负连带无限责任，尚不明确，特此请示，以便处理。
1953年4月28日